1963年，刚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身体上的饥饿已经有些缓解，精神上的饥渴却无从满足。“太阳纵队”成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太阳纵队”的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

　　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我们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当时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那本书给偷走，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的饥渴。”由于对《愤怒的回头》推崇备至，张郎郎还将此书带到学校，从头至尾高声念给朋友听，董沙贝曾给大家大段大段背诵《在路上》。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家里藏有大量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唱片。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老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了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当时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录音机，很大，搁八节大电池，我们又跟留学生要来了披头士的磁带，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身上，说我的灵魂要跟它一起震动，因为跟他之前听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

　　张郎郎记得，他们曾在颐和园聚会，把录音机放在船上，当时有一个工人还问：这是什么歌？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人是革命的，有个同学就说：就是那个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父亲村里面的人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