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玛和里维埃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达成一致，要弥补社里犯下的这个错误:

　　“真是疯了，”他们说，“这是一本杰作，比我们的朋友们写的东西都要好得多！”

　　纪德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写信向普鲁斯特承认错误:“……拒绝这本书是NRF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我感到很羞耻，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后悔和内疚。”

　　在夫人路NRF的编辑部里，大家试图弄清这样的错误是怎么造成的。他们找到了借口:普鲁斯特的稿子字太大，乱糟糟的，修修改改，还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字符，根本无法看清。纪德翻阅着那堆令人讨厌的纸包，如果说，诸如“椎骨透明的额头”这样的描写还不曾使他震惊的话，读到整页整页地描写在那些时髦者家里吃晚饭的文字时，他终于感到了厌烦。施伦贝格尔也回想起来，作者想全文出版，什么都不想删，对一家图书平均长度为二百三十页的出版社来说，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对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说，经济负担太重了，太冒险了。

　　错误就是这样造成的，但也许还没有为时太晚。让伽利玛去补救吧！他去了普鲁斯特家里，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表达了他的后悔之意。

　　“既然你跟格拉塞签了约，我们也许可以出版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在《费加罗报》上的专栏，我们把它汇编成一个集子。”他建议道。

　　“我对此不感兴趣，”普鲁斯特回答说，“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我的著作《追忆似水年华》。”

　　“那好啊，我将很高兴立即就出版它！”

　　“但我要出的是全部，如果你出版第一部分，我才会把后面的部分给你。”

　　“可它已经在格拉塞出版社那里。”

　　“那不属于它，而是属于作者。你把它赎回来。我将写信给格拉塞，让他把它给你。”

　　一场激烈的竞争真正开始了

　　“普鲁斯特事件”是加斯东·伽利玛在从同行那儿挖作者方面的第一次真正的尝试，换句话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竞争。他在一个十分棘手的领域初试身手，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间，他唯一的王牌，唯一的信用是精神方面的:NRF的形象。

　　一九一七年秋。加斯东·伽利玛准备离开法国去美国。他已经决定了，要去美国找旧科隆比耶剧团。但走之前，他想把“普鲁斯特事件”完全了结。

　　普鲁斯特最终被伽利玛、纪德和里维埃说服了，决定离开格拉塞出版社，加盟NRF。他咨询了一个法律顾问埃弥尔·斯特劳斯，斯特劳斯是文学版权方面的专家。他还求助于勒内·布卢姆，三年前，是布卢姆带他去见格拉塞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可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粗人，他想和平地与他的出版商解除合约。然而，尽管他彬彬有礼，很注意方式，正在瑞士疗养的贝纳尔·格拉塞读了他的断交信后，还是感到很难过，很愤怒。当然，普鲁斯特在他那里是自费出版，但NRF只要跟他争夺，他就想把普鲁斯特留下。太迟了。夫人路的那帮人可以说抓住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他不可能再回头。格拉塞不想玩版权的把戏，而是强调要忠于第一个出版商。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白费劲。自费出版是一种权宜之计，绝不是出版商信任作者的表现。而忠诚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有意义……

　　十月十五日。加斯东·伽利玛第一次写信给贝纳尔·格拉塞:“成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出版人之后，我现在正在印刷他全套的《追忆似水年华》，我希望与他达成协议，向您回购您所库存的《在斯万家的一方》。”

　　两个出版人乘此机会首次相遇。商人之间的谈判。库存的价格——有六百多册——提高了，但伽利玛想了结这件事。于是，稍后不久，一辆手拉车把普鲁斯特的几十公斤书从圣父路拉到了夫人路。伽利玛马上就撕掉了格拉塞的封面，换上NRF的封面。他想一次性消除这个版本会让他想起来的最初的错误。

　　几个月后，三方会谈开始了，作者和两个出版人说了许多闲话之后，将解决转社的具体问题:赔偿、补偿、支付版税……但格拉塞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巴黎风传格拉塞“摆脱了普鲁斯特，把他转交给竞争者了，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作家有前途”。贝纳尔·格拉塞一辈子也没有澄清这种说法，他只强调指出，考虑到作品的长度和制作费用，在当时的情况下自费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不是一九一四年爆发了战争，早就排好了字的《在盖尔芒特一方》本来应该已经出版了。而加斯东·伽利玛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在贝内维尔的路上遇到普鲁斯特的情景，普鲁斯特的稿子被NRF拒绝不过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是成长道路上一个意外事故，因为出版社当时太年轻，组织得不好。但不管怎么样，普鲁斯特的这一插曲在两家出版社的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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