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身后的大丈夫

　　——我所了解的陈明

　　记不清什么时候，也记不清是谁，曾用轻蔑的语调对我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就这样，陈明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一幅漫画式的印象。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北京木樨地22号拜访丁玲，才见到了实际生活中真实的陈明；后来又因为参加中国丁玲研究会的活动，跟担任学会顾问的陈明接触渐多。他虽然身为前辈，但对于我们这些晚辈仍然热情谦和。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使丁玲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上面竟有陈明的笔迹。我即刻悟到，陈明绝不是只会在丁玲身后接大衣的“小丈夫”。

　　其实陈明本人就是一位剧作家，为上世纪观众熟知的电影《六号门》的剧本就是由他改编的。为了完成这个创作任务，他深入天津货站体验生活，时而抬木箱，时而扛麻袋，整整花费了一年心血。影片放映之后，受到观众好评，获文化部1957年颁发的优秀影片证书，片中男一号的扮演者郭振清也因此一举成名。此前陈明出版过唱词故事《平妖记》，与丁玲、逯斐合写过剧本《窑工》；后来创作了反映日伪时期大连码头工人斗争生活的电影剧本《海港生涯》，因剧中有工人逛窑子的情节，被审查者周扬“枪毙”了。又接受了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成电影的任务，时运不济，改编本也没有通过。

　　陈明跟丁玲一样，也是一位革命者，著名科学家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丁玲1932年3月在胡也频烈士牺牲后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8岁；陈明则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6年夏天由共青团(CY)转为共产党(CP)，年仅19岁。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上海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所以，陈明跟丁玲既是因文艺而结合，更是因革命而结合。

　　然而不幸的是，陈明和丁玲是一对“苦命鸳鸯”。陈明告诉我，他跟丁玲1937年8月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相识。丁玲是负责人，称为“主任”，陈明是宣传股的股长。他们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相恋。时至今日，93岁的陈明还记得他们在一家小饭馆谈婚论嫁时坐的那个热炕。陈明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道:“我们两个行不行呢？”当时有人想把丁玲和彭德怀撮合在一起，丁、彭是老乡，丁玲还写过《彭德怀速写》，对彭十分崇敬。但她不愿意做官太太，只想做个作家，所以觉得这事搞不成。

　　在经过一番痛苦和曲折之后，陈明跟丁玲于1942年春节在位于延安蓝家坪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结婚。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再加上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之后在南京“幽居”三年的复杂经历，飞蛾扑火般追求真理的丁玲遭受了一系列非常人所能经受的折磨。作为丁玲丈夫的陈明也只在1948年到1954年过上了五六年相对平稳舒心的日子，其余的几十年几乎都是在受株连、遭冤屈的境遇中度过的。

　　1943年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新婚不久的陈明和丁玲就被隔离，无法互通音信。中秋之夜，万家团圆，丁玲却孤苦的想念着陈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地想着我。”1955年夏秋之际，丁玲被无端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陈明也莫名其妙地被迫写检查，写揭发材料。1957年，原本应该平反的丁玲又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明随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级别，被发配到黑龙江监督劳动，直到1958年6月，这对患难夫妻才在黑龙江密山悲喜交加的相逢。1961年，陈明摘除了右派帽子，不久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丁玲被涂黑脸，戴上高帽子，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直至头破血流，浑身青紫。陈明也跟丁玲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夫妻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分别被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陈明本是一个守法公民，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陈明入狱时已经53岁，为了防止因孤独而痴呆，他坚持在单人牢房歌唱，背诵，练习“遣字联词”，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真可谓“妇唱夫随”。不过又被发配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直到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才彻底平反，陈明被错定、错判而受株连的情况才被纠正。其时丁玲80岁，两年后，丁玲去世。

　　人们常说，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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