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建立会计制度来保证经济公开。没有公开的经济制度，就很难让民众相信出版企业的公益性。因此，邹韬奋在创办《生活日报》之初就确定“经济独立，会计公开”的原则，并且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监察人制度来进行监督。

　　第三，主张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在这方面，邹韬奋从制度上规定得较为详细。例如在《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条，详细地制定了出版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有盈余，先提法定公积十分之一，再提付利息六厘，余下的再从无限股东版权红利(5%)、股东红利(40%)、职工奖金(20%)、特别公积金(35%)等方面作百分分配(参阅《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生活》周刊第7卷第12期)。

　　虽然从日后《生活》周刊社停办、上海《生活日报》“流产”、《大众生活》被封闭、香港《生活日报》的自动停办等情况来看，邹韬奋的出版经济思想并没有在出版实践中取得成效，但是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出版经济思想不成熟，而是缺乏实现的社会土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穷国破，加上国民党政府对内实行新闻封锁与压制，以救国救民和追求社会效益为宗旨的出版企业自然难以生存。

　　邓向阳(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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