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界对“永嘉四灵”诗歌消极避世的一面多有论述，而他们积极用世的一面常被忽视，有失公允。“永嘉四灵”有的诗作直面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有的表现了他们体察民间疾苦、关注百姓命运的情怀；有的抒发了他们盼望建功立业、为国效力的志向；还有些诗歌流露他们热爱生活的心境。对上述这些方面，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键词：永嘉四灵   诗歌   积极用世   评价 

南宋后期诗坛，在永嘉学派钜子叶适的扶持下，“永嘉四灵”占有一席之地，影响深远。所谓“永嘉四灵”，是指当时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四位诗人。明代学者徐学聚的《两浙名贤录》说，自乾道、淳熙以来，道学盛行，诗坛冷落，永嘉诗人潘柽创制晚唐体，“而师秀与徐玑、翁卷、徐照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永嘉四灵”应运而生。 
徐照，字道晖，一字灵晖，自号山民，有《芳兰轩集》，诗259首。徐玑，字文渊，号灵渊，有《二薇亭集》，诗164首。翁卷，字灵舒，有《苇碧轩集》，诗138首。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有《清苑斋集》，诗141首。四人生活遭遇相似，创作主张一致，旨趣相投，诗风相近；字号中均含“灵”字，又都是永嘉（今温州市）人，故称“永嘉四灵”。其中赵师秀是宋太祖八世孙，南渡时徙永嘉。“四灵诗，赵紫芝为冠”。① 

南宋光宗、宁宗朝，边事稍息，统治集团苟安现状，士大夫歌舞升平，恢复中原的慷慨激昂之声渐渐消退。这种时代氛围，加上诗人的人生际遇，思想情致的制约，“四灵”诗歌多为流连光景、吟咏田园、应酬唱和以及抒写羁旅情思之作。在审美观念上，反对道学，主张复出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以矫江西诗派之弊。风格精致纤巧，清淡简远，精雕细镂，超凡脱俗，缺乏雄浑阔大的气象。《四库提要》指出：“‘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这一批评大致不错。翁卷的“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徐照的“爱闲却道无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玑的“门开春郭静，桥度野池深”，赵师秀的“泊然安贱贫；心夷语自秀”等等，都体现了“四灵”诗某些方面的独特品格。 

对“永嘉四灵”一部分诗歌游离现实的消极一面，学界历来已有充分的论述。但是考察“四灵”的全部作品，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来思考，我们便可以发现，“四灵”诗歌还有积极用世的另一面，正如陶渊明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又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另一面一样。“四灵”对社会现实并不缺少关注，对人生也不消极沉沦，他们自己内心的忧伤和痛苦，也折射出对社会黑暗、腐败的不满。这“另一面”，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有的论者认为，“四灵”诗歌“不过有如寒蝉哀鸣，唱的只是凄清幽咽的调子”，是“粉饰生活的幌子”②；另有人认为，“他们对于南宋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低气压好像并无反感，反而乐得清闲”③；还有人认为，他们“最好的诗都是清寒幽深的，散发出淡淡的禅气，透出狭窄的心理，却很少有尘世的悲欢，人间的现实……”④诸如此类的论断，都夸大了“四灵”诗歌的消极成分，而完全无视其中的积极成分，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有失公允。对“四灵”诗歌，很有重新认识，评价的必要。 

读全部的“四灵”诗歌，我们认为，其积极用世的一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直面时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 
宋孝宗隆兴和议以后，宋金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相安无事的局面，统治集团在加紧压抑主战派的同时，沉湎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就是对京都官员的辛辣讽刺。“四灵”中的翁卷终身布衣，其余三人也仅仅当过地方小官。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民族潜在的危机，并非置身局外，而是心中藏之，无日忘之，情动于衷而发之为诗。 

赵师秀有诗《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 
人生若形役，不定如车辕。况各异乡井，忽此同酒尊。此尊岂易同？意乃有数存。……有客何多髯，吐气邻芳荪。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砭疗匪无术，讳疾何由论！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哆然黄冠师，笑请子勿喧。东南守太乙，此宿福所屯。吾子且饮酒，酒冷为子温。⑤ 
赵氏是皇室后裔，因中原沦陷，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避居永嘉，同百姓一样经受过颠沛流离之苦，今日好不容易与友人相聚，虽是面对山翠花艳，仍不禁感慨万端。诗为所送友人“多髯客”朱几仲而作。据《福建通志》，朱几仲，福建人，开禧元年进士，曾北上沦陷区河南巩县拜谒宋陵，表达对赵宋王朝的忠诚。他感念时事，痛惜决策者的昏庸和讳疾忌医，不听爱国人士的正确意见。诗人极力赞扬他的高风亮节。“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表达了诗人对故国深沉的怀念。末尾六句，诗人借黄冠师笑请“吾子且饮酒”，以反讽的语言，自我调侃的方式，流露了对时局痛心疾首的愤激之情，与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用的是同一笔法。本诗的主题，集中于“慷慨念时事”一句。赵的另一首《抚栏》，以“抚栏惊岁月，久住欲如何”领起，以“听说边头事，时贤策在和”作结，写诗人在万般无奈中苦熬岁月，恢复中原始终无望；病中适有客人来访，连忙打听边关的情况，谁知听到的回答还是决策者依旧屈膝求和。由此可见诗人报国雪耻的强烈期盼。 

翁卷的《赠张亦》：“兴兵又罢兵，策士耻无名，闲见秋风起，犹生万里情。借窗临水歇，沽酒对花倾……”抒发了诗人对爱国志士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苦闷。秋天本来是驰骋疆场的季节，如今却只能借酒浇愁。徐照赠翁卷的一首诗中有“离山春值雪，忧国夜观星”句，唱的也是同调。徐玑的《监造御茶有所争执》，揭露了贪官的丑态。“奈何贪渎者，凭陵肆奸欺”，“初作狐鼠媚，忽变虎狼威”。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诗歌，时代气息浓郁，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

二、体察民间疾苦，关注人民的命运 
统治者追求享乐，必然加重对人民的的巧取豪夺，使百姓陷于悲惨的境地。翁卷的《东阳路旁蚕妇》写道： 
两鬓樵风一面尘，采桑桑上露沾身。相逢却道空辛苦，抽得丝来还别人。⑥ 

诗人摄取了蚕妇采桑路上相遇的一个极简单的小场面和一句对话，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怨愤和辛酸。徐照的《缫丝曲》更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诉说了养蚕织布的人却没有衣穿的怪现状。他的另一首《促促词》尤其语短情长，言浅意深。 

促促复促促，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一年两度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小儿作军送文字，旬日一轮怨辛苦。⑦ 

诗人以唐代李益、王建、张籍的新乐府诗歌为范本，借乐府旧题写时事，用咏叹调式刻划了西家农民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丈夫努力耕作仍忍受饥饿，老妇努力织布仍不免受冻，他们觉得东家当节级的邻居似乎过得还快乐，其实东家也活得很辛苦。对挣扎在底层劳而无获的劳苦大众，诗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其深厚的生活依据的，他自己虽然是读书人，却同时也是饱受贫病之苦的不幸者。徐照曾短期做过不如意的小官，后来回乡家居，清贫度日，成为穷人中的一员，最后贫病而殁。这时家属竟无力为他殡葬。赵师秀以诗哀悼，说徐照去世时，“啼妻无完裙，弱子犹哀麇。诗人例穷苦，穷死更怜君。”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命运尚且如此，广大民众处境的悲惨更可想而知了。 
我国诗歌，素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惟歌生民病”的优良传统。“四灵”的部分作品，正体现了这一品质。
 
三、盼望建功立业，表达为国效力的志向 

从宏观看，建功立业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我国文人士子根深蒂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贯彻于个体，则每个人的思想总是多元的。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否认“四灵”消极避世的一面，但同时也不能抹杀他们积极用世的意向和追求。就是那位似乎浑身静穆的徐玑，也梦寐以求地希望自己能“温恭扶国是，端直屏奸渠”。他在仕途的不得志中，仍设想自己成为敦厚正直的清官，整饬乾坤，为国效力。这不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的积极表现吗？徐玑在《传胡报二十韵》中还进一步提出了施政主张： 

亡北惟堪伺，良图盍自坚。藩篱兼谨守，阃外勿轻捐。晋赵非殊异，山河本浑全。人心方激切，天道有回旋。王佐存诸葛，中兴仰孝宣。何当渭桥下，拱揖看骈阗。⑧ 

诗中，徐玑表达了渴求像汉宣帝那样的明主和像诸葛亮那样的贤相的愿望，以为只要君主英明，臣僚贤达，国祚就能中兴，江山就能统一。 
徐照在《送翁灵舒游边》一诗中，勉励徐玑、翁卷、赵师秀都能为国建立功勋。徐玑送翁卷时同样叮嘱他凡事要勤于策划，严于律己；他把翁卷比作诸葛卧龙先生，寄予殷切的期望。徐照在《哭翁诚之》中长叹：“因识诗情性，为官亦是清。吉人天不佑，直道世难行。”又说“谁怜穷贾岛，临老失栖依。”由于现实的冷酷，诗人又不屑于阿谀逢迎，终于仕途碰壁，他对怀才不遇的悲愤，毫不隐晦。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感受到“四灵”的政治热情。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毕竟燃烧的时候较少，冷却的时候较多，以致于竟被许多人忽略了。 

“四灵”还有些诗写乡村情景或闲适生活，绘声绘色，情趣盎然，流露了诗人们热爱生活的心境，格调清新明朗，玲珑剔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很像陶渊明的田园诗，而比陶诗更富于蓬勃的生机。该类型的诗还有赵师秀的《约客》、徐照的《渔家》、徐玑的《新春喜雨》等。这部分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却同“凄清幽咽”、“淡淡的禅气”风马牛不相及。 

“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里把宋诗的发展归纳为“四变”，从陆游等“中兴四大家”到“永嘉四灵”为其中的第三变。⑨“四灵”诗歌并非“寒蝉哀鸣”，也不是远离社会现实，只透露“狭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诗歌史上应有较高的地位，对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价，特别是对积极用世方面的评价，需要突破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多一些多元意识和宽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