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电影节是大的舞台和平台。演员制片人在上面给大家展示。我过去的确很多时间参加比赛、做评委，那也是我了解世界的过程，也通过这个机会看很多国外电影，在国外销售我自己的影片。电影节就是个市场。现在有的时候还是要去电影节，但有些事一做多了就烦了。现在怕坐飞机。我原来拍那么多短片，现在也不爱拍了。

　　中国青年报：时间上的一个巧合是，1999年你因为《过年回家》公映回到“地上”。这一年，贾樟柯因《小武》私自出国参赛被禁止拍电影。当时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张元：知道。那(《过年回家》公映)是我几年来做的非常坚决的一个决定。1999年电影上映，我是1996年、1997年就开始和电影局不断地沟通认错，写检查、交罚款、交拷贝(影片审查完必须交一个拷贝给电影局作为国家库存——记者注)。这个事必须要做，否则有很多题材我拍不了。我要拍《过年回家》，可是我没法拍，我要去监狱里拍，他们给所有的地方都发通知，不让我拍电影。饭还有的吃，但我没办法说话了，我要沟通。我当年的这个努力，到今天我也没有后悔。

　　中国青年报：但感觉还是不断地有人在重走老路。

　　张元：后来不是又是老路重现了吗？他们也还要再去做检查，也一样的。不管演得多么英雄，最后的路我都知道他们怎么走的，和我一模一样。一样要写检查，一样要送拷贝，没什么区别。

　　我始终认为，电影的力量太小了，就是我们表达的一个方式。“禁”是延续苏联斯大林时代，把电影的力量看得太大了，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今天电影能提供给我们什么？就是精神桑拿，就是思索，或者能给你提供娱乐化的工具，有什么必要禁？

　　中国青年报：现在如何再回头重看当时的“地下”阶段？

　　张元：我觉得没错，它给拍电影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事后已经得到证明了。需要这样，不能只有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大家都可以拍电影，这也被证明了。而且很多题材都应该拍，这个以后也会被证明的。

　　拍电影20年，我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在拍《妈妈》的时候，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彻底解决了一个方案，就是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可以申请单项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拍《东宫西宫》的时候，华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而且不能放在桌面上谈这个问题，今天你们的杂志和报纸已经可以放在桌面上谈了；《北京杂种》那个时候，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有点像洪水猛兽，今天北京已经有 1万个摇滚乐队。我觉得，社会还是向人人平等去发展，社会变得更宽容，变得更能容留下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东西。

　　本报记者 王晶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