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变革，人心变迁，它的冲突、矛盾，作为一种诗歌的可能的能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这也是目前诗歌写作最大的困境。

　　●对小说自身的关注和小说得到传播二者之间应该达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中国真正有思想力的作家和诗人还太少。

　　跟唐晓渡谈诗，不用担心冷场。第一次采访他，是在浙江慈溪客运车站嘈杂的候车厅。一谈起诗来，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立刻就有抑制不住的激情，引得身边背着行李的旅客侧目。记者的录音笔里至今还保留着这段采访记录，里面分明有“我在仰望，月亮之上……”的手机铃声，有小孩的哭闹，还夹杂着父母的训喝。只是当时这些嘈杂好像都不存在，谈起诗，他的激情会迸发出一种感染力，让交谈的对象沉浸其中。

　　很难想象挂在唐晓渡书房中的那幅肖像是什么样的，有文字说，旅居海外的画家薛明德硬是认为笔下这幅“斜睨着眉眼、嘴唇皱起，满脸不平之气”的人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唐晓渡。其实，如果用这幅画形容唐晓渡对诗心坚持不懈的探索、对诗歌尊严一丝不苟的维护，又何尝不是一种暗合。

　　在与他的交谈中，听到的最多的字眼就是“诗歌”“探索”“拓展”“可能性”。对于中国当代诗歌，他充满期待，而这种期待本身竟也成了一种动力，“不会因为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地位的边缘化，很多人都掉头不顾了，就放弃它”。

　　诗是对倾向于沉默或被迫沉默的声音的可能的表达

　　记者:您说过，任何一个迷上诗并与之打交道的人，脑子里始终会有一个关于诗的概念。这个概念最终取决于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炼。那么，您怎么理解“诗”？

　　唐晓渡:不管是写诗还是研究诗，其实都是找到一种自我表达和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把诗歌理解得太窄，仅仅把它看作某一种文体就简单化了。

　　达到对诗的自觉认识，是在写作相当一些年头之后。我现在怎么看诗？我会回答，就是对那种倾向于沉默或被迫沉默的声音的可能的表达。尽管我们与前人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我们的动力是同一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于中国古典诗人来说，儒道释基本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支点，会被内化为诗人的胸襟、眼光，总的说来是相对完整和统一的文化场。可当代就不一样了。中国“五四”之后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转型，它所造成的文化和心灵冲击的强度和内在复杂性，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罕见的，我甚至认为是空前的。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个人表达，它的复杂性和难度要大得多，这也是我说诗是倾向于沉默的声音的表达。有时候你不能，几乎是没有力量说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完整的意思来。在这样的语境压力下，还要发出诗歌的声音，我觉得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写诗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现在我经常感到的是，我们说诗可能是维系已经破碎的有机性、完整性的方式，不是作为现实，而是作为一种向往，一种意愿，更多地起一种平衡的作用。在太多的矛盾冲突、太多的选择而导致无从选择的压力下，还能够体现诗本来的力量的尝试。

　　记者:中国新诗与“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您也说过，“革命”经验是新诗坚硬的核心部分。在当下的语境中如何处理“革命”经验，也是诗歌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前不久北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国诗歌现在应该远离革命。对此，您怎么看？

　　唐晓渡:我是在《重新做一个读者》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我把执着于革命经验看作是应该告别的东西。中国新诗确实是和革命同步发生的，与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之所以提出要“重新做一个读者”，是因为很多人在读诗的时候，他的心态是由革命诗歌培养出来的，或者是由共同的革命经验培养出来的，也包括对革命的幻觉。

　　然而，诗歌处理革命经验仍然是可能的。上世纪90年代刘再复和李泽厚几次对话都谈到所谓告别革命的问题，就是说从整个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大的向度上说，要告别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段经验就可以把它完全作为错误的经验抛开。它也是对人性的可能性的探索。对诗歌来说，不存在错误的经验。

　　当今天革命成了遥远的记忆，如何去处理社会主义经验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可能没有像东欧诗人在当时就能做出自己的反应。比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和东欧诗歌，就会发现中国诗歌太贫弱了。我们现在谈论的赫鲁伯、赫贝特、赛弗尔特等，他们在那个时代坚持发出真正诗歌的声音。而在中国，一是发出的声音非常微弱，二是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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