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公众舆论中诗歌衰败的言论就不绝于耳，到目前为止也仍然存在。您最初就认为，正在衰败的不是诗，而恰恰是那种认为诗每况愈下的公众舆论。

　　唐晓渡:在认为诗坛已经“风流云散”、诗歌队伍“全军覆没”的说法背后，就是我说的革命经验，要求的是轰动效应，要求的是诗歌要有激励功能。从写作来说，诗歌对当下现实、对当下人们的心灵状况、情感状态是否有足够的关注、力度如何，与跟着热点走、去实现所谓轰动效应不是一回事。根本没有耐心读诗，看不懂成了不读诗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大喊大叫有什么意义。与其这样来败坏诗，还不如沉下心来好好读一读诗。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深远的文化心理因素，因为一代人的阅读眼光、兴趣，对诗的期待，都是由文化造成的。这里面很重要的环节是诗歌教育。

　　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我们也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商业化、大众文化的氛围下，人们读诗的热情、必要的耐心，相应的知识准备，从总体上来说不但没有被加强，反而被消解掉，连热情都被消解掉。当然我想，阅读的分化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你据此就认为诗歌已经完蛋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了，下这样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

　　处理不同层面经验的能力，既是困境，也是能量

　　记者:您在“诗:困境与能量——与阿多尼斯的对话中”提到，中国当代诗歌仍然面临您在1987年就提到的困境，并且新的历史语境又导致了许多新的困境。

　　唐晓渡: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跟诗歌是怎样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提出“纯诗”问题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想要找到诗歌自身的立足点；那么90年代之后，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对诗歌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种文化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变化。诗歌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兼收并蓄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对90年代以后到目前为止的诗歌写作的很大挑战。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诗人，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能力像一个印度智者所说的把它连皮带骨地消化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纯诗理念的强调变成了素材集片，做诗歌减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可能会忽略掉大众文化中对诗歌“化腐朽为神奇”的可能性。很多人把大众文化仅仅看作一种压力，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挑战，尽管诗歌与大众文化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那么你怎么应对这种挑战？

　　这实际上是处理不同层面经验的能力。比如西川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风格的变化，翟永明、于坚风格的变化，里面都有这样的考虑，包括欧阳江河提出的“异质混成”理念，他在最近几首长诗里把日常经验的处理与更深远更广阔的文化和语言思考结合起来的尝试。这些东西不可能变成大众读物，但可能给诗歌本身带来活力。可能诗歌就是要在这种比较令人尴尬的境况中发展。

　　从诗歌到读者之间有很多联系的桥梁，有些诗歌，可能它的读者是诗人，但经过很多中介，声音经过很多变奏，能传达到普通人的耳朵里面。好的诗歌具有开放性。那么一个诗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怎么能用最经济的笔墨、最简洁的形式抓住复杂的内涵？诗歌写作的难度就在这个地方。综合很多表达元素，最终指向的是不可表达的东西。

　　记者:您所说的处理不同经验的能力，是诗歌写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其能量是否也来自于这种处理能力？

　　唐晓渡:这种能量有两种，一种是社会本身积聚的能量，比如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我们是说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并没有说它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更广泛的大众阅读层面，她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诗歌内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翟永明只是个署名者，她的很多经验是无名的，而且她的很多女性经验是受压抑的、消极的、无助的经验，不止是性别问题，而是生活在这种状况下人人都有的经验。这是一种社会能量的积蓄。包括朦胧诗所点燃的也是社会积蓄的能量，只是赋予了这种能量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一种声音，提供了一种让它呈现的渠道。

　　还有就是个人能量。你要有能力探知、接应这样的能量。除了你的原创性，你的诗歌天赋，还需要文化涵养、形式锻炼，包括对文明的、世界的思考，这是个人能力。我觉得这也是目前诗歌写作最大的困境。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变革，人心变迁，价值变迁，它的冲突、矛盾，作为一种诗歌的可能的能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它提供的表达的可能与可能的实现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我从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