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问题”凸显体制弊端

　　沸沸扬扬的汪晖“抄袭门”迄今尚无定论，近年学术抄袭事件频频发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有学者所言，很多抄袭事件的起承转合总是惊人地一致:先是民间言之凿凿的曝光，后是当事人欲说还羞地否认，再后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冠冕堂皇地护短，最后总是在是是非非的“争论”中不了了之，而于真正的学术建设无所裨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肖严直言，如果学术“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思与建设，而是捏虱子一样的互相捏，遮蔽了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忧患与真诚，让人看不到精神的力量，看不到灵魂的出路，这是“知识界”的悲哀。也因为此，何以学术腐败事件屡禁不止？对此，如何从根子上加以防范和杜绝？成了学术圈内外议论的热点话题。

　　要从根子上进行体制改革与规则重建

　　学者李辉认为，学术腐败的罪魁祸首乃是国内学术评审体制以及行政部门对于学术的过分干预。“众所周知，在中国，小到大学生毕业，大到大学教师评教授和大学的等级评估，知识分子的利益和前程都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发表所在学报的声望与等级密切相关。其结果是生产了一大批无异于文字垃圾的粗制滥造的论文，造就了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造成了社会财富与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说到底，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这种体制一方面‘逼良为娼’，一方面‘诱良为娼’，客观上的效果是在鼓励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

　　有鉴于此，他认为，要根除学术腐败，首先就要减少腐败的动机，对于目前的学术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减少对学术的行政介入，尽可能使论文的发表与否与个人的切身利益脱钩，使腐败者觉得无利可图，而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也可在没有现实压力的情境中追求自己的学术自由。“其次是，增加腐败成本。加大对于学术腐败的打击力度，使腐败行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后，还要建立基于以上两种措施之上的道德自律。”学者邓海建表示了不同的理解。他说，公众一直在呼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规范体系与学术诚信系统，并适度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学术事务，但遗憾的是，遏制学术腐败依然是个传说，所谓责罚常常因主体缺失、规则不明，大多点到为止。“尽管教育部网站早些年就发布了相关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或技术往往指向学生舞弊作伪行为，对危害更甚的教授专家、学者官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则缺乏可操作性的关注。而当抄袭成本只剩下无足轻重的面子问题时，剽窃自然也成了剽窃者的通行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祚来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术腐败问题处理是“零作为”。“为什么零作为呢？因为他们是行政机构，并不是学术自治机构，所以只能以量论文，只会通过职称职务来引导教育工作者‘进步’，而更多的学者教授也附庸这种异化之道来炮制论文，以‘厚而重’的学术‘砖著’，博取社会功名利禄。对于教育的异化与科研的泡沫化，社会需要的是从根子上进行制度改革与规则重建。”

　　学者熊丙奇则认为，不能因为把原因都归结于体制，而放弃了对学者自身应有的自律。“我们总是把学术腐败的原因，归结为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功利导向等等。但以我看，无法改革现有学术评价体系弊病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结。”“正是弥漫在学术界的这种情结，一方面让不少高校领导与教师，为自己不能安心学术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们一边抱怨现行的体制，一边心照不宣地‘堕落’与‘造假’；另一方面，每一个‘受害者’，都以‘同病相怜’的心态，对待‘受害’、对待‘变质’。在经过一番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争论之后，原来的体制依旧存在，大家甘愿继续‘受害’。”

　　有选择的惩罚危及学术规范的基础

　　然而，是否学术界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归为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与一般的学术问题，界限又在哪里？在真正打击学术腐败的同时，怎么做到避免反学术腐败，最终沦为个人恩怨或派系斗争的武器？这些问题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思考。事实上，怎样界定论文抄袭？汪晖的涉嫌抄袭，到底是学术剽窃，还是学术失范，也正是此次“王汪之争”争论的焦点。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认为，应该将学术腐败与学术失范、学风不正明确地区别开来。“像依仗权力或财力取得职称或行政职位等行为，主要应该由党纪国法惩处，或者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但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还属于学术失范和学风不正。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懂得学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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