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专访帕慕克

　　57岁的土耳其大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谭益芳人文教授奥尔罕·帕慕克上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通过电话，接受了读书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及中文版小说新作、受限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爱情观、在建中的私人博物馆、正在写作中的小说、美好但略带伤感的中国印象，以及地域与身份、文学与政治、小说与民主、作家与国家等诸多问题。以下为采访实录：

　　读书报：下午好，奥尔罕·帕慕克先生。

　　帕慕克：是的，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读书报：我是《中华读书报》的康慨，我们两年前在北京见过面。

　　帕慕克：噢，是吗？

　　读书报：是的。多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并且有机会谈谈你最新的这部小说《纯真博物馆》，以及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其他问题。

　　帕慕克：非常感谢你大老远的从中国打来电话。

　　读书报：你以前的几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雪》和《白色城堡》———它们近几年都已在中国出版，涉及到了几个不同的、但非常重要的主题，如宽容与不宽容、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当代政治。但《纯真博物馆》首先写的是爱情，而我们发现它又不仅仅关于爱情，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非常土耳其式的爱情。那么，你想在爱情之外告诉我们什么？

　　帕慕克：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区分。我所有的小说都是通过一个窗口来看我的文化，我的国家。《我的名字叫红》是通过艺术，《白色城堡》通过身份，《雪》则通过政治，(而《纯真博物馆》)是通过爱的视角，再一次审视这些同样的景观。比起前几部，这本小说少了些话题性或社会性，但也许因为爱情是一个如此吸引人的主题，那么一旦拥有这样一个窗口，我们就忘记了所有其他严肃的、文化的主题。

　　这是个爱情故事，没错，而爱情是如此万有，以至于我们或许会忘记，它也是一个非常阶级性的、文化的主题。我的主人公凯末尔对心上人芙颂的爱情自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像每个深爱中的男人一样，我们会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凯末尔，可这种普遍性也是有限度的。凯末尔是个富裕的、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生活在1970年代的土耳其，他的视野是受限的。凯末尔理解的世界与读者理解的世界存在着不同。凯末尔是个不可信的故事讲述者，但读者能看出他的局限。所以，虽然这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爱情故事，但它也是1970年代，确切地说是19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土耳其社会或伊斯坦布尔的全景展现。

　　-超阶级的真爱？不

　　读书报：当我听到你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每件东西都是玛德莱娜”时，我确实有所触动。但你怎能确保你的这些玛德莱娜不仅对凯末尔有效，也能对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同样的效果？

　　帕慕克：是的，我无法保证。不过，在那些女性贞洁或前现代男女观念仍然十分强烈的国家，这本书更受关注，也更具争议性。事实上，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意大利、阿拉伯诸国，以及印度，人们读它的兴趣更大，因为它所触及的并非过去，而是今天的、当代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是关于对女性压迫或性禁忌的，它还写到了迷恋，写到了我们怎样深陷于爱情而无法自拔，所以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兴趣点。

　　读书报：你对土耳其电影有很好的观察。如你在书中所写：“在这类电影里那些好心的姑娘最后都会死，而坏姑娘们一律会变成妓女。”很不幸，这也是芙颂———那好心姑娘的命运。为什么你不让她对这压迫性的体制多一点反抗呢？

　　帕慕克：她就是这样的。我不相信那种强加的乐观主义。对我而言，小说的目的是去呈现这世界有多么残酷，以及它怎样达到这种残酷。芙颂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影明星，只要她更世故些，多耍些心眼儿，但她身上的某种纯真让她做不来这些。我也想去表现男性的压迫和社会的压迫，她是被束缚的。我不相信那种廉价的、皆大欢喜的好莱坞式结局。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真理：一部有着幸福结局的爱情小说不能算是爱情小说。(笑)

　　读书报：我有位同行读了《纯真博物馆》，她说她很痛苦，同时也感到高兴，因为爱情终于显出力量，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在你无法去爱的时候，你才能感到爱的存在。她想知道的是，真爱只能出自禁忌吗？

　　帕慕克：首先，这本书不是关于追求爱情的。爱情说穿了是件社会性的事。我们都有去寻找精神伴侣、性伴侣或生活伴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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