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不相信爱情会战胜一切。事实上在我大部分的作品里，我想表达的都是，关于爱情的一切文化建构、一切想像，都是极其错误、高度误导的。追求真爱并非这本书的目的，我没有说芙颂和凯末尔真心相爱，因为他们的爱情里有些部分并不是那么纯真，可这不是本书的重点。重点其实是所有人都在其文化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真实的接触。而每个人终归都在寻找其他人。虽然我们相信有真爱的存在，但事实上，它大部分时间都要受到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左右。那样看来，真爱本该是超越文化、阶级和历史的爱，这可能吗？很不幸，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博物馆吸钱吸时间

　　读书报：博物馆是个非常棒的文学想像，建造一座真正的纯真博物馆看上去也很有意思。你怎样产生了这种想法？你不担心那座真的博物馆会破坏读者的想像吗？

　　帕慕克：是的。好多人也这么跟我说，有些还挺冲的：“你是个作家。难道你不相信你文字的力量吗？！你还需要真东西来展示给我们，让读者更信你吗？！”这种观点很强烈。可你别忘了，我写我的书，我跟着感觉走。《我的名字叫红》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我曾经想当个画家。我心里头有个画家。我就重拾绘画。我欣赏中国画，因为它们将文字与绘画合为一体。所以这就是灵光乍现，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建个博物馆，它耗去了我太多的时间。比方说今天吧，人们都在工作，这次采访完了以后，我得去见朋友们，重新投入工作。它会占去我很多时间，可我还是会搞下去。我后悔过，因为它花了我太多时间，还有我出书挣的很多钱，全都被这博物馆给吸走了。可我信这个，我相信幼稚和天真。我不觉得这是对文学的背叛，它其实是对我过去想当画家的一种褒奖。

　　这个博物馆并非要证明我的故事是真实的。不，我的博物馆将说明这些东西都是伪造的。我不掩藏自己的故事，我也不假装这故事是真的。我其实一直都在说这故事是假的。但这些东西都在书里写到过。我的博物馆是关于艺术的陌生化的。是的，我在搞它，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搞。

　　读书报：最近有位中国作家去了伊斯坦布尔，还按照你书里的地图，拜访了你那座博物馆所在的大楼。他发现博物馆还没准备好。能在今年按时开馆吗？

　　帕慕克：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成天在说这个事。那座楼，土建、木工、设计、装修，各方面花的时间都超出了计划。但我们总有一天会开馆的。这就像写小说，我从来都不愿匆匆忙忙地出版。所以等我确定是时候了，我们就开馆。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

　　读书报：两年前你在北京的演讲里提到，你开始写新作前总会做大量的研究。在《纯真博物馆》里，我们读到了非常详细的35年前的城市风貌和日常生活。那么，这样的研究对一部好小说意味着什么？

　　帕慕克：首先，(就这本书来说)我用不着做太多研究，因为我就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是1970年代的某个时间段，我当时20来岁。所以你读到的那一切并不需要太多劳作。我为这本书做的研究，只是去参观我在书里写到的所有那些博物馆。我去参观的不是那些大馆，像卢浮宫或大都会博物馆那样，而是没人去的小博物馆。我去了所有那些又小又怪的博物馆，大部分我都在书里写到了。这就是我的研究。这种研究我不是啃书本，而是在出书旅行期间做的。我把所见到的写出来，举个例子，我从中国回来，就把一座医药博物馆加进去了。

　　-伊斯坦布尔标签

　　读书报：也许将来人们谈起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会说：“噢，那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帕慕克：我会为此感到荣幸。

　　读书报：是的，就像人们现在谈论狄更斯的伦敦或乔伊斯的都柏林一样。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吗？你怎样定义伊斯坦布尔和你本人的关系？

　　帕慕克：过了45岁以后，我才明白自己是个写伊斯坦布尔的作家。在土耳其，没人把我称作写伊斯坦布尔的作家，因为好像所有人都在写伊斯坦布尔，除了那些写劳苦农民的小说家之外。但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而且自从我的书———《黑书》、《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别的作品出版以后(我还写了回忆录《伊斯坦布尔》)，我就被标定为伊斯坦布尔作家了。一开始我是不自觉的，我写的是人文，我了解伊斯坦布尔的人文。所以我说过我写的是人文，只是也涉及了伊斯坦布尔。我不想在这上面太过自觉，可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伊斯坦布尔的标签，就连他们给我诺贝尔奖时，也提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对此很高兴，可我不想强求自己，因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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