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上个礼拜，《Today＇s　Zaman》，一份在土耳其出版的英文报纸，刊登了对土耳其作家艾丽芙·巴图曼(Elif　Batuma)的采访。她说，她注意到伊斯坦布尔书店里的土耳其小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她认为这是你，帕慕克先生，让写小说在土耳其成了一种受欢迎的职业，你也为你的国家带来了许多荣誉。你是否认为你不仅已经成了伊斯坦布尔的代言人，而且还是土耳其文学的代言人？

　　帕慕克：你知道的，有许多人批评我，土耳其国民总是攻击我。很不幸，在这里，我仍然是有些争议的。五年前他们把我送上了法庭，但现在已经不像五年前那么糟了。另一方面，特别是诺贝尔奖之后，我的书受到世界各地的喜爱，有了50多种语言的译本。这当然会对年轻一代的作家们产生影响。我对此很高兴。可我不是土耳其的代言人。我一向只代表我自己。我不认为当了作家也要去做外交官。我没那个本事。有时我会愤怒，会说出让所有人不快的话。可我没经过算计。我就这个脾气。所以我不知道我为啥要去搞博物馆。有时我讲话，只是因为我心里有个隐秘的声音，那我就讲了。

　　-我想让土耳其人民爱我

　　读书报：去年1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你在一次座谈时说过，小说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文学形式”。我认为你是对的。可我们知道，小说也常常被用做政治工具，去攻击敌人，荣耀统治者，或是修改历史。你怎么看这种小说？

　　帕慕克：首先要强调一下我的本意。当我说小说是种民主形式时，我指的是小说可以谈及那些最深入的主题：哲学、信仰、人生的意义、我们为什么存在，这些东西小说都能谈。我们不必成为学者、教授、哲学家，或祭司才能谈这些事。这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能通过小说表达自我，说出深切的东西，并且互相沟通。这便是其民主之所在。

　　你问我滥用小说的力量，用于政治，用于宣传，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而且很不幸，还将继续发生。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坏小说都会被遗忘。人民会意识到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事实。是的，你可以误导人民，你可以欺瞒一时，但你骗不了一世。此外，我相信小说不适合政治，因为你得深入了解每个人的观点，而小说呢，我认为它更多是涉及宽容，对那些不喜欢他人的人也要理解，要沟通，而不是谴责或下政治判断。虽然也有些好小说意在谴责别人、宣扬观念、压制真相，但对我而言，尽管我发现自己那么多次处于险恶的政治境遇，可我并不是政治小说家。

　　读书报：这个月的早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亚美尼亚人遭“种族屠杀”的议案。在你的国家，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就此事发生的争执，会使你的个人境遇有所好转还是会变得更糟？

　　帕慕克：首先，我相信言论自由。我们得能够谈论这些话题，而不是让美国人或其他国家来谈。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在替我们土耳其人谈论。

　　其次，我不想自己与土耳其人民有任何麻烦。我将来可能还会与土耳其政府、土耳其国家有麻烦，但我想让土耳其人民爱我。可不幸的是，他们做出那种宣传的时候，人民(对我)有时会很愤怒。我对此非常非常不安。

　　读书报：保镖已经在你伊斯坦布尔的家中陪你好几年了，真的吗？

　　帕慕克：是的，我在伊斯坦布尔有保镖，但你别问我太多安全方面的细节。

　　读书报：你现在就有保镖们陪着吗？

　　帕慕克：是的，可我房间里没有。出门的时候，我就……(笑)土耳其人都知道我在土耳其有保镖。

　　-开心又快乐的中国回忆

　　读书报：两年前你访问中国之后，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帕慕克：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中国快速的增长、财富和开发。北京的印象是它的现代化，也伴随着某种悲伤，因为大部分老北京、大部分老街道都在消失。我喜欢绘画，我曾在上海博物馆逗留了很长时间，看中国画。中国之辽阔之巨大感染了我，这些东西我一直记得。另一件我忘不了的事是，我去中国的时候，正好刚写完《纯真博物馆》，结束了巨大的劳作，所以我非常开心，因为一本600页的书终于完成了。我也对(中国人的)好客印象深刻。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和教授们。我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开心而快乐。尽管时间很紧，我要去博物馆，开会，接受采访，但我高兴。我也忘不了我出版商的高品质。

　　读书报：你下一个写作计划是什么———另一个伊斯坦布尔爱情故事吗？

　　帕慕克：不是爱情故事。里面也许有爱情，但这故事写的是伊斯坦布尔的穷人，那些从安纳托利亚、从土耳其乡下来的移居者。1960-70年代，有许多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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