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是极其复杂的一种自然现象，即使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做到准确预测和预报，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则更加困难。翻检史籍，有很多专门记载地震现象的五行、祥异等门类，保存了古人对地震前兆的认识及对地震预兆认识的若干总结，其中也不乏科学的成分。

　　征兆之一：天象变化

　　古人往往将天象变化看成是地震的前兆，以日食现象最多，且多在两汉时期，愈至近世愈少。如《汉书》卷10《成帝纪第十》、卷27《五行志》，均记录了建始三年(前30年)日食之后的地震，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为此，成帝诏令公卿等各思其执政过失，并令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谏言举过。在卷75《翼奉传》中，翼奉还引《小雅·十月之交篇》强调日食后必会发生地震，说“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并认为“天变见于星气日食，地变见于奇物震动”。在《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中也载有东汉永初五年(111年)春正月丙戌，“郡国十地震”的前兆是：庚辰朔，日有食之。同书卷62《荀淑传》也说梁太后执政后，有日食地震之变，遂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对策。直到明代，日食后伴随地震的记载虽然相对减少了，但也仍见零星记载，如《明史》卷180《李森列传》有“明年夏，日食，琼山县地震”。

　　当然，直接视星相变化为地震前兆的记载也不少。如《晋书》卷118《姚兴载记》第十八下记载：义熙年间，“客星入东井，所在地震，前后一百五十六”。于是，公卿抗表请罪，但被姚兴否定。姚兴认为“灾谴之来，咎在元首；近代或归罪三公，甚无谓也”。在历代五行志中，记录了个别星象变化与地震的联系，如《宋史》卷49《天文志》记载：“彗、孛犯之，地震。”《虞乡县志》卷十《旧闻考》载，清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十五日夜，陨星如雨，继而地震，而且连震不断，“十月初七日，地震，十一月初七日，又震”。

　　关于星变与地震之间的关系，《明史》卷236《金士衡传》也有记载,尽管所载是在讥讽万历年间的政治昏暗，但是，对甘肃地震前四处灾异频发的情况作了详细综合记载，既反映了时人对异常灾异现象的认识程度，也保存了灾异发生呈连锁反应的珍贵资料。金士衡疏曰：“往者湖广冰雹，顺天昼晦，丰润地陷，四川星变，辽东天鼓震，山东、山西则牛妖，人妖，今甘肃天鸣地裂，山崩川竭矣。”并直言神宗“明知乱征，而泄泄从事，是以天下戏也”。从清人王弘祚对星变与地震关系的论述，也可窥见为什么时人把星变与地震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人们认为星变与地震与官场治政是密接相连的，认为治理有序，政治清明，就可以预防或消弭地震。于是，当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因“星变地震，求直言”时，王弘祚旋即疏言：“异星见，天失其常。地震，地失其常。挽回天地之变，首在率循人事之常。”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大地震,魏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也上疏陈述一个同样的道理。言：“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

　　征兆之二：地发雷声

　　地发雷声，也是古代先民最为关注的震前预兆。《宋书》卷34《五行志五》记载，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七月己酉，东北有声如雷，地震。又，泰豫元年(472年)闰七月甲申，东北有声如雷，地震。《魏书》卷112上《灵徵志上》，高祖延兴四年(474年)五月，雁门崎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止地震。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前的“地发雷声”现象，在《旧唐书》卷37《五行》中记载十分明确，“先是，秦州百姓闻州西北地下殷殷有声，俄而地震。”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右都督麻贵镇辽东，恰巧征战蒙古炒花时，“其地忽天鸣地震”，炒花退去。河北《三河县志》保留有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京师大地震前的一些征兆，如：“有声自西北起，殷殷如雷，其声渐近”，“忽然地底如鸣大炮，继之以千百石炮，……俨数十万军马飘沓而至”。当然，关于地震发生的瞬时殷殷有声、有声如雷的记载在历代史籍相关门类中皆屡见不鲜。

　　同样，古人认为，地发雷声，随之而发生地震，也与治政过失有关，地震仅仅是一种惩戒方式。明万历三年(1575年)，御史傅应祯谏言，就是以地发雷声为说辞，言：“迩者雷震端门兽吻，京师及四方地震叠告，曾未闻发诏修省，岂真以天变不足畏耶？”

　　征兆之三：动物异常反应

　　史籍中也记录了地震前或地震瞬间动物的异常反应，如北魏太和三年(479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声如雷，野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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