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叶问的咏春快拳终于如擂鼓般暴打西洋拳师时，影院里响起了掌声。这是一部类型电影的“气口”，即所谓高潮部分。基本的“扬我国威，长我中华志气”在大半部电影的铺陈中，先“抑”后“扬”，终于倾泻而出——像观众希望的那样。他们愿意看到电影中的武术宗师在开篇时如任何普通人一样面临的生存窘境，也愿意看到宗师所具有的儒家禀赋——谦谦有礼、后发制人、不矜不骄，更愿意看到宗师对家人徒弟的关心爱护，最后，他们最愿意看到宗师的绝艺为国建功。如此看来，“叶问”岂非是一个道德完善之人？《叶问2》岂非是一部政治完全正确之电影？而从《叶问1》到《叶问2》贯彻始终的，又哪一点不是“中华武德、凛然正气”呢？而且票房很好，观众买账，如果考虑到香港的制作背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观众又愿意听从说教了？我们这边一直倡导的主旋律口径如何被“资本主义”香港同行迅速领会、摸透进而掌握，再成功转为商业盈利？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可引发的不简单问题——即，如何真正深谙“类型”，如何真正建立在大陆(内地)市场的“类型制作”？

　　在这一点上，咱们的香港同行显然更为娴熟，掌握得更加稳准狠，好像叶问师傅的咏春快拳，贴身短打，简洁凌厉，直捷有效。用不着像我们的“昔日五代”比拼制作成本和空洞故事，也不用像新晋“亿元俱乐部成员”陆川、宁浩人等——一位借用历史上位，炮制话题，“南京”的热浪一定不是健全电影类型制作成功之热浪，一定是题材本身的讨论热浪，听说陆导新作欲拍“鸿门宴”，不用说，又是一部剑拔弩张的野心之作，但超强野心是否一定带来电影品质？膨胀状态的陆导令人堪虞。一位把“疯狂到底”类型一朝做成就死做而至偏斜，“疯狂石头和赛车”后，“无人区”被电影局叫停，指其通篇无一良善之人物，人物互相咬噬违背“和谐”。宁浩有年轻锐利的电影创意，但也可能止步徘徊于年轻之“小”聪明。

　　当然不是说不能写小人物，就像“小沈阳”在二人转范畴内耍奸搞怪是幽默，但张大导为之拍部电影“三枪”就是严重不靠谱，纯属跑偏——你指望观众会期待“四枪”吗？如果大伙儿出影院都大呼上当，就赶紧拍部温情回归之《山楂树》，这，怎么说呢？实在是觉得我们中国大陆的导演太“复杂”太“机巧”而太“智慧”了。想起另一部香港电影《十月围城》，同样的“政治正确”，同样的“道德义士”，同样的高票房、好口碑；稍往前回想一下，星爷的《长江七号》和《功夫》，又是一组互助友爱或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思想立意。香港同行们在最短时间内把准了电影管理与市场的双重脉象，真是不服不行！让人不禁想问：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没有鲁莽断层和政治指令，几十年市场锤炼构筑出的健全电影生态，已成为香港电影的雄厚基础，其从业者亦因此具备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敏感意识。不错，香港电影有过若干烂片，但是同样贡献了若干成功类型：吴宇森—杜琪峰之枪战类型，周星驰之喜剧类型，许鞍华—王家卫之艺术类型，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之功夫类型，或许还应该加上刘伟强—麦兆辉之“无间”类型。这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电影创造力，令人敬畏的电影生态，而这恰恰是二十余年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化以来严重缺乏之物。一种冯小刚贺岁类型是远远不够的，一部明星扎堆的《建国大业》也不说明问题，急功近利更不是上策。好好研究学习同行成功之经验和手法，创造更多可持续挖掘之类型，应该是电影主管部门和大多数创作者的功夫所在。

　　张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