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艺术电影，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平淡的剧情、沉闷的长镜头和寥寥数语的对白，以及放映时影院个位数的上座观众。的确，缺少观众、票房惨淡、尴尬地游离在电影市场内外仿佛是本土艺术电影的“宿命”。近日，由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社和《文艺争鸣》杂志社主办的“市场生存背景下本土艺术电影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艺术电影的上述问题展开了探讨。

　　“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但要界定非常难”

　　关于什么是艺术电影，目前业内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概念很模糊，就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所说：“对于艺术电影，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想象。”

　　“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要界定非常难，有时还要用排除法。”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说。他为艺术电影列了几个意向标准：中小成本；票房不高，大概二三百万元，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受众群体特定且相对狭小；有一定的艺术品德；营销方式单一。他表示，艺术电影概念本身的含糊以及界定的艰难也使得当下一些导演的创作观念有些混乱。

　　陈旭光举例，比如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投资已超出一般艺术电影的成本，明星云集，同时个人色彩很强，这其实说明了它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做成了一部让观众费解的电影”。再如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它是商业电影而不是艺术电影，所以张艺谋不该自讨没趣地拿到柏林电影节去，“张艺谋也混乱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晓云认为艺术电影有时变成了无边的概念，“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品，投了100万元卖不出去就说自己是艺术片。”他为此列了三个不等式：艺术电影不等于小成本和粗制滥造，“艺术电影里也有投资比较大的，比如《梅兰芳》和《霸王别姬》，但投资少也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理由”；艺术电影不等于边缘生活加灰色人生；艺术电影不等于沉闷。他总结了如今很多所谓的艺术电影的两个特征：内容以灰色和边缘色彩为主，缺少明亮健康的东西，形态上通常是纪录风格，“甚至灯光都不打”。他质疑：“这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的艺术电影？”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田卉群也认为，目前对艺术电影的定义太宽泛了，“任何一部标榜个性再有几分抒情色彩的电影就说自己是艺术电影”。此外，她并不认同把个性化表现作为艺术电影主要特征的倾向，“艺术电影恰恰是集体感知的对象，最有生命的艺术电影其实是为大众存在的，让大众做终极的思考。所以个性化不过是艺术电影的起点，它的终点一定是永远的精神痛苦，或者是一个时代共同的焦虑”。

　　进入了一个“暧昧年代”

　　艺术电影本身就难以界定，在市场环境下，有些本土艺术电影又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导致艺术电影的边界愈加模糊。在这个过程中，本土艺术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显现。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内地艺术电影现在进入了一个暧昧年代，发展脉络不清晰，面临多种困境。他说：“在市场的压力下，艺术电影要生存，要丰富自己，这就导致了近两三年艺术电影出现了商业性、主导性和先锋性三种分化的趋势。”他解释，商业性趋向的代表作品是加入“周迅招牌”的《李米的猜想》，主导性的代表是《梅兰芳》和《南京！南京！》，具有反讽效果的《疯狂的石头》则带有先锋性趋向。

　　“他们不是拍给观众看的，是拍给自己看的。”针对当前本土艺术电影在主题表现上过于个人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说，“大多数表现小事件和另类生活，离大众太远。”同时他认为，有些艺术电影在对主流意识和人性的表现上走了两个极端，要么太直白表现主流意识，宣教气息浓，表现不出复杂的人性，要么回避主流意识，刻意表现痛苦绝望的人生，呈现人性黑暗邪恶的一面。

　　此外，赵卫防认为本土艺术电影的镜头语言也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可能是受欧洲小众电影的影响，大多使用沉闷呆板的长镜头，他说：“这实际上是导演功力的退化，这样的艺术电影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创新性太强，有的镜头语言虽华丽唯美但刻意晦涩深奥，像《太阳照常升起》，普通观众可能看不到任何意义，这样的创新，对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没有规范性的意义。

　　“所有成功的影片，一定是和观众有心灵沟通的。”钟大丰说，但目前本土艺术电影却不考虑如何和观众建立沟通，“近20年本土艺术电影在逐渐远离观众”。

　　要票房还是不要票房？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艺术电影如何生存和发展？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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