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付出了诸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为标志的自然代价的,如果遗臭千年的奸商、恶霸、流氓作为一种文化,意味着我们民族又将付出文化代价或精神代价。

　　山东阳谷、临清二县,旗帜鲜明、声势浩大地打造“西门庆故里”,使得《金瓶梅》文化之争几成山东“内战”。

　　阳谷在发展服务业的招牌之下,确立了“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25亩,总投资5600万元。在其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 ———“王婆茶坊”,西门庆的“第三产业”———生药铺、当铺、绸缎庄一应俱全,景区内,还悬挂着西门庆7个妻妾的精美画像。临清更是气魄宏大,该市为打造“《金瓶梅》故乡和运河名城”,总投资约3亿元,不仅要建设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还有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古戏楼等,同时还上演民间艺术,如“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捉奸”等,游客还可自费参与表演,亲自体验西门大官人的“幸福指数”。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中,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无不妥。发展文化产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保护。保护是对传统文化的载体或硬件而言,如古城、古庙、古墓等等；扬弃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本体或软件而言,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对于屈原、杜甫、诸葛亮等人故居与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就是非常正常的。《金瓶梅》只是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与场景均属虚构,本来不存在什么“西门庆故里”。由于文学作品的强大影响力,在中国民间,西门庆这个人物,向来是以奸商、恶棍、淫贼形象而家喻户晓的。在这部文学作品问世几百年后,在社会上堂而皇之地弘扬这种奸商、恶棍、淫贼文化,如果不是体现了对这种文化的某种认同,是无法解释的。那么,这都是什么人的认同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划和政策制订,如果不是刻意粉饰的话,普通民众是很难参与的。5月8日齐鲁电视台“开讲天下”的采访片断也说明,即使在阳谷和临清,大搞此类文化建设,也得不到当地群众的认同。

　　在文化发展上,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要求和文化品位。我们社会中存在许多怪现象,一方面是先进文化、核心价值的原则性强调,一方面则是皇权思想、封建意识的大规模宣扬,以致于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上不了台面的“奸恶淫”文化,竟然以政府名义,巨额投资,权力推销, 树碑立传,广为招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曾经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口号,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文化与经济,作为社会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各有其不同的本质特征、不同的发展规律、不同的评价体系。将文化作为发展的点缀,赚钱的工具、经济的附庸,只有在某些热衷于追逐GDP而根本不知文化为何物或在文化问题上不辨妍媸、不辨美丑的地方官员那里,才会出现如此怪象。将西门庆作为“文化名片”,不以为耻、反以得计,如此践踏文化、羞辱文化、歪曲文化,反映的正是一些官员文化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然而,我们是付出了诸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为标志的自然代价的,如果遗臭千年的奸商、恶霸、流氓作为一种文化,意味着我们民族又将付出文化代价或精神代价。

　　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词话》写序时曾指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一些官员有兴趣读《金瓶梅》,却未必有兴趣读这篇序。他们读了《金瓶梅》,其所孳生的决非什么“怜悯心”和“畏惧心”,而是“欢喜心”与“效法心”。他们不顾西门庆的千年骂名,如蝇逐臭,亦步亦趋,竞相效尤。考虑到当今的贪官95%以上都曾包二奶,“久居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以致于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也就见怪不怪了。

　　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