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新诗人”的作品，给我们的阅读带来的还是一种相对狭窄的美学视阈。一般地说，以他们的精神阅历和对生活的经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量传统文学精神在这个时代可能受到的表达上的限制。诗人灯灯题为《冬天》的一组诗，抒写了一个非常富有“时代性”的人群，像其中的《外省亲戚》、《拾垃圾的女人》、《家政女人》、《空心人》都是很“现实”的诗句，且来自对所谓“底层”的抚慰。当然，她很少意识到，这仍然是历史的场景，她也就“贴”在现实之上，无法产生那种洞穿力，而文体的生硬，美学力量的匮乏，就更无法让自己的语言派生出另一种精神现实。春树的几首诗《搬家之后》，同样被强大的现实所窒息。我们不禁要问：诗的内在的丰富性在哪儿？现实的精神之根在哪里？但我们仍寄希望于年轻诗人，期待他们更强烈的语言创造力，能扩展感觉和思想的领域，并以此能改变二十一世纪诗歌的美学形态和命运，而不是词语和矫情的泛滥。

　　现在看来，最令我们困惑，也强烈地困扰诗人的一系列根本的、具体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意？如何才能呈现这个时代的诗意？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如歌的行板”？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或诘责：我们今天的诗歌，有多少是真正接近诗本身的并属于表明了精神指向何种境界的？当代诗人写诗的动力和愿望是什么？具体地说，诗的造型能力、结构、意象、音乐性，汉语独特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精神的凌空蹈虚，人生经验的深度，都是必须考虑的。我们的美学在于，诗是创造，诗是人与存在的精神和艺术双重邂逅，而且，诗一定是思想深度和创造性形式间有机而强力的互动。

　　其实，汉语诗歌写作的精神和美学源头在哪里已经十分的清晰，诗能创造的未来也不再是抽象的词语、概念。狄兰·托马斯说过，一首好诗写出来之后，世界就发生了某种变化。说心里话，如今，我们已经难再有这样的奢求。世界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对一个人的神经都可能产生颠覆性的刺激，我们已经难再有经过提炼的宁静。但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能够真正给我们提供一个人类思维中独特的层次，洞悉了人类命运和现实处境的方式，即诗的方式，无论他是李白、杜甫还是波德莱尔。

　　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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