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80后”写作

　　从1998年走向社会，到2003年作为一种整体现象为世人所关注，再到今天的渐趋平静，“80后”写作已走过了自己十来年的历程。这十来年的事实告诉我们：过度地赞扬或者担忧甚至愤怒，都源于对“80后”写作的非客观认识，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我们所关注的“80后”写作是以韩寒的《三重门》为发端，历经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发展至李傻傻的《红X》等所谓“实力派”写手的众语喧哗的一种写作现象。这种写作现象一直与媒体炒作、市场热销密切相关，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与电脑网络写作紧密相联，而且与成人的忧虑与疑问相伴相随。这种写作与传统文学的明显差异，是媒体炒作的热点、市场热销的卖点、成人忧虑与质疑的疑点，也是我们必须深刻透视的焦点。

　　事实上，“80后”写作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首先，它是一种文学现象，是一群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创造的一种尝试与探索，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它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同时也与文化产业刻意打造的供人们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以社会的文化分层而言，“80后”写作是产生于注重休闲、娱乐的大众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青年企图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而采取的文化方案。它为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青年所接受，是从属、次要与支流的文化。既受制于主流文化又向主流文化渗透。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属性是青春性。它的主要特征是边缘与颠覆。主要表现形式为奇异的服饰、震撼的音乐、随意的性表达、吸食迷幻剂以及反主流的写作。姿态表现为反叛与冷漠。它是青年隐蔽价值观在特定环境下对青年与社会结构之间矛盾的消极反应。

　　“80后”写作与应试教育体制的压迫、与青春期的特殊情绪密切相关。这其中对边缘青少年生活不厌其烦的书写，对消极、无奈情绪的反复表达，对忧伤、冷漠风格的执意追求，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作为青少年解决其共同面临的与社会结构、社会期待之间矛盾冲突的文化方案，是一种特殊的抵抗形式。这种抵抗由于与妥协性相混杂，即使是象征的、非现实的抵抗，其力量也是十分微弱的。随着青春期的流逝，这种青年亚文化将自然消失。任何青年亚文化都因为其不能现实地解决矛盾，而成为短暂的文化现象。

　　以文学史的发展而言，“80后”写作产生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7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是“后新时期”(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构成的新的文化时代)。当代文学所经历的沟沟壑壑、曲曲折折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80后”的文学写作。虽然,“80后”写作以巨大的市场占有率冲击了主流当代文学创作，然而，“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还是有着某种断裂式的承续。

　　80年代，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带着如对真理和真实性的怀疑，对人道主义理想的颠覆，对革命、解放等宏大叙事的消解，对崇高理念的放逐，对各种正统性的调侃等等诸多后现代表征出现于当代文坛。它们在精神意向上倾向于虚无主义，在美学表现上倾向于技术主义。这两个方面对后来整个小说创作潮流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80后”的审美建构。

　　“80后”很多写手都表达了对先锋文学的情有独钟。他们继承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探索——文体边缘化；语言新颖、怪异，有的优美异常，对文字的运用老到、圆滑；风格或冷酷或忧伤，从而完成精神上的反叛。他们希望通过对被以往成人作品所遮蔽的青少年生活的展示，向成人索要青少年自己的话语权，从而形成对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父为子纲”的全面颠覆。

　　新写实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异质的现实主义形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去政治伦理化和去经典化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新写实主义缺乏理想、远离崇高的创作态势，对“80后”写作形成了一定的影响。“80后”写作远崇高、近世俗、说反叛、重市场的写作特征，显示了其与新写实主义创作潮流明显的渊源关系。

　　以表现青少年的成长而言，“80后”写作属于青少年自己创作的成长小说。曹文轩认为：成长小说以青少年为表现对象，所叙述的内容着重于成长本身的解读，包括成长过程的神秘感、恐怖感、痛苦感等，直至化蛹为蝶、破壳而成“新人”。

　　“成长小说”属于文化舶来概念，对我国成长小说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和美国的成长小说。如果说成长的目的是使青少年充分地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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