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名人故里是不是归属工商部门管理和认定呢？记者电话连线采访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人，她称目前《商标法》中没有“城市商标”这一类别，也无法对“名人故里”进行认定。

　　找不到能“一锤定音”的“相关部门”或没有硬性的标准来认定名人故里，这也许是造成当下名人故里之争泛滥的另一个根源。在此种情况下，不论是那些名人故居的打造还是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并不能真正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正如乔新生所言，“并非所有的投机取巧都能成功。一些地方政府花费巨资修建的所谓古代名人公园，门可罗雀，财政严重亏空；狂轰滥炸的广告，虽然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疯狂过后却是一片凋零。这些高举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帜的名人故里之争，其实根本没有文化的内容。”

　　解决名人故里之争的根本途径是学术论证

　　正因为在认定问题上是一个“空白”，所以各地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名人故里的牌子，所以名人故里之争才会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而由此产生的历史人物认知混乱、弱化传统文化载体、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等问题也涌现出来。高蒙河认为，“名人故里之争会导致现代人对名人籍贯的认识混乱——特别是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教育、传承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可能出现误区，这是比较大的伤害，甚至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贻害下一代。给人们造成文化混淆，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国际上或外交意义上的影响。”因此，名人故里的认定与资源整合，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而又迫切。

　　有专家学者主张用行政方式干涉名人故里之争，裴钰等学者认为这是“门外 ”观点。我国的文保制度规定，文保设施是“属地管理”，各地“故里”的婆婆家恰恰是地方政府，而各地对旅游业的指导原则大致为“政府主导，公司经营，部门管理，群众参与”，占据“主导”的恰恰也是地方政府。所以，行政干涉，不仅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而且，在事实上也根本行不通。

　　名人籍贯、故里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终究是个史实问题。既然是历史问题，就应具备历史考证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对此类问题应该抱着严谨负责的学术心态，在学术框架内解决。对此，唐际根表示，解决名人故里之争的根本途径是从学术层面进行论证。

　　唐际根指出，名人故里和古遗址存在于何地，本来不是问题，但古代名人并不总在一个地方活动，加上历史上行政区划的不断变更，才最终导致“归属地”扯皮问题。国家当然无法在制度层面规定名人故里和古遗址的归属，要让“名人故里和古遗址归属之争”走向理性，唯一的办法是在学术层面进行论证。但为了防止历史研究滑入功利陷阱，避免商业色彩和世俗习气的污染，这就要求专家学者们实事求是，顶得住某些地方政府的利诱，真正做到“主持公道”。

　　“保护名人故里和古遗址本身善莫大焉，地方官员积累‘政绩’的强烈愿望本身也无可厚非，某种程度上社会还应该充分理解和尊重。只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归属之争’就不会造成社会危害。”唐际根如是说。

　　葛剑雄也表示，名人故里之争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并不稀奇。比如在英国，也有各种各样打着莎士比亚旗号的旅游景点，当地政府会告诫游客不要随便相信，只有经过英国莎士比亚中心认证的名胜古迹才是货真价实的。我们以后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去认证来引导民众。当然还需要政府发挥良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民众的监督。

　　名人故里作为文化遗产能否可以共享

　　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由“雅文化”、“精英文化”向“俗文化”、“民间文化”拓展、延伸，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不断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迈进全社会参与的“ 共享时代”。那么，名人故里作为文化遗产，这些资源能否共享？对此，裴钰表示：“属于历史人物的故里之争，应该承认，它的核心商业价值就是‘唯一性’，共享会破坏核心的商业价值——坚持名人故里‘唯一性’原则，坚决排斥异地共享。”

　　然而，高蒙河、胡觉照、唐际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晓梅等学者与裴钰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从全人类文化遗产角度来说，名人故里应该共享——因为它有助于人类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在理论上起码是这样的。但是理论不是空泛的，它是有民族性、国家性的，它可能带有排他性，这是一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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