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非著名编剧”恨得牙痒痒又无可奈何的，还是追讨尾款。

　　“演员欠薪可以罢演，编剧却很被动，毕竟剧本已经在人家手里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编剧坦言，剧本完成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投资、建组、选演员等一系列工程。对制片人来说，后期投入的开支往往无法控制，难免要超标，所以编剧费能拖就拖了。

　　影评人程青松就曾通过博客透露，他在2000年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被某著名演员兼导演约请根据小说《天下无贼》改编电影剧本，但事后却没拿到一分钱，甚至一句抱歉都没有。“在电影行业不成文的霸王条款里，一句话‘不符合制片或导演的要求’，编剧付出的全部劳动就不会得到承认。”程青松无奈地说。

　　年轻女编剧王伊在网上发表过一份致网友的公开信和录音，讲她讨要撰写电视剧《牟氏庄园》的稿费时被拒的情景，对方还扬言若再纠缠不休就“花个10万8万把你做了”。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历时两年的这起编剧维权案作出终审判决，6万元稿酬被判定立即支付，可王伊的心里已是一片悲凉。

　　即便像因《奋斗》而迅速走红的石康这样的成名编剧，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史。2002年，他和一个制片方签了一个20集的剧本，一集1万元，对方并没有质疑剧本的质量，但最后连一集的钱也没给，突然他们就翻脸了。

　　截至去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已经连续4年在北京召开编剧维权大会，“要像关心农民工一样支持编剧维权”的呼声近年来也一浪高过一浪，仅2008年，就有十几位编剧站出来讨薪维权。

　　综观中国编剧的维权行为，更像是一幕情景剧，剧情很热闹，但除了例行的指责“百花奖”、“大学生电影节”未给编剧设置奖项，发表一纸“维权宣言”外，并无实质内容，编剧与制片方之间仍旧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和游戏规则。

　　此外，国内编剧维权困局在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美国编剧在维权中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中国编剧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组织，在国内近百名编剧签署的维权名单上，当红的一线编剧寥寥可数。这些人的沉默让维权行动的力量大打折扣。更何况，也许还有大量候补编剧梯队，正排队苦等着“上岗”机会，这让编剧参与维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有媒体分析说，中国编剧的文人心态较重，他们更在乎的是名声。在中国，成为一个名编剧，似乎是很多编剧的唯一目标，这个目标，往往会让他们把目前的损失当作必交的“学费”，在遭到压榨和侵害的时候，为了所谓的长远利益而选择忍气吞声，那些“非著名编剧”就更是如此了。

　　把编剧的问题交给势利的市场，行吗？

　　归根结底，编剧的高价与低价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编剧海岩呼吁，与其把关注点放到大牌编剧谁上了10万元、谁上了20万元，倒不如为那些还在困境中挣扎的编剧们说说话，毕竟处在金字塔尖的人是少数。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编剧地位相对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总体水平很差，在整个中国影视界，受过真正的专业培养的编剧人才很少，但市场需求旺盛，许多外行人进入这个领域，自然沦为给导演们打工的秘书，形成一种境遇越差越留不住人才的恶性互动。

　　“现场有很多状况，导演的意见、演员的表演特质和档期、外联和美术的筹备都决定本子该怎么走，需要不断沟通调整。”高小姐说，就这一点就足以让很多年轻气盛的编剧自尊心受不了，“70%的内容返工是很正常的，而他们之所以慢慢淡出这个编剧圈子，就是受不了当一个‘听写者’”。

　　就在很多“非著名编剧”在为讨薪、署名而纠结的时候，石康已经在个人博客里“晒”出了自己最新收到的一笔稿费——300万元！

　　而像《潜伏》的编剧姜伟那样直接晋升为“投资方”，参与剧集利润的分成，更是无数中国编剧“奋斗”的目标。

　　不过，这些轰轰烈烈的维权壮举与那些人微言轻的“非著名编剧”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理论上，要获得经济尊严和人格尊严，比用法律说话更重要的是用作品说话，归根结底，优秀的作品才是编剧们最有力的筹码。问题是，当市场看名气比看作品还要重的时候，无名编剧短时间内恐怕难逃‘枪手’的命运。”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这其实恰恰陷入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而因此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影视剧的质量。把编剧的问题交给如此势利的市场，行吗？

　　“谁都是从无名走到有名的，‘菜鸟’们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弱势状态，但是也要尽量争取与导演、出资方签订公平的合同，实在做不到，也不能为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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