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要凭借相应的实物还原过去的生活图景,尽管市场经济后如“曹操墓”这样其实盯着经济效益的行为渐渐多了起来；从前的动机则比较复杂。

　　5月1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洛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三国名将曹休的墓。去年岁末,安阳发现的“曹操墓”,曾经一时轰动。当然,轰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舆论的普遍质疑:凭什么这个几乎空空如也的就是?曹休墓大抵不会这样,饶是曹操族子,人们对他也还太陌生,不足以吸引眼球吧。况且,墓中有篆书白文“ 曹休”二字的私印出土,广州的南越王墓就是根据“文帝行玺”、“赵眜”等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因而不用像“曹操墓”那样非得动用DNA才能证实不可了。

　　打开昔日的墓葬,今天叫考古发掘,从前叫发墓或盗墓。当然,动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今天是要凭借相应的实物还原过去的生活图景,尽管市场经济后如“曹操墓”这样其实盯着经济效益的行为渐渐多了起来；从前的动机则比较复杂,找宝贝、争风水或者祈禳、泄愤,受世界观的因素驱动。能找到宝贝,自然源于厚葬之风。《晋书·索綝传》载“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愍帝问汉陵中为什么这么多东西,索綝答:“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更离谱,“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都装不下了。不过,汉武帝入葬区区四年,市场上便已有茂陵地宫随葬的玉杖、玉箱出售。所以汉代杨贵说过:“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北齐的魏收修《魏书》,因为奉行酬恩报怨的宗旨,硬是写成了一部“秽史”,结果,“齐亡之岁,(魏)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隋朝时,卫玄讨“为天下解倒悬 ”的杨玄感,“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杨素是杨玄感的爸爸,当过隋的宰相。明朝时,杨嗣昌与张献忠作战,及后者攻下武陵,虽嗣昌已死,仍“发其七世祖墓,焚世昌夫妇柩”。同时期的汪乔年巡抚陕西,奉诏发李自成先冢,以断其“王气”,李自成听说后,“啮齿大恨”曰:“吾必致死于乔年。”此前,明熹宗朱由校还有过著名的“天启掘陵”,也是试图挖断后金国的龙脉。诸如此类,即所谓报复、风水一类云云。有意思的是,“曹操墓”今天先被盗后发掘,而曹操也正是盗墓的专业人士。陈琳在袁绍队伍时草就的那个著名的讨曹檄文就说道:“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肃恭,而操帅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这且不算,曹操“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从前的发墓既然没有“研究”的基因,破坏性就显而易见。《南齐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塚者,相传是楚王塚,“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 其中的竹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墓的人不懂,竟然把竹简点燃当火把,后来有人把幸存的十余简拿给王僧虔看,他说这是蝌蚪书《考工记》啊。于是,官方才像“曹操墓”那样进行追赃,“颇得遗物”。《续墨客挥犀》载,宋朝时济州金乡县也发一古塚,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 ”。时人比照画像石上的图案解读,就有了研究的味道:“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包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馀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先生任负责人之一的中国营造学社,还进行了朱鲔墓石室的复原工作。见天日了还能保存千年,在我们来说真是奇迹一桩。

　　康熙时有个叫汪俊的,赴任陕西途中夜宿马嵬驿,梦到杨贵妃向他告状墓地被侵占。惊醒之后,汪俊马上“别置界石,并买树百株植其上,春秋设二祭焉”,但不知彼时此举是否有吸引游人等经济效益的因素在内。今天的考古发现有偏重于此的味道,有人不是给“曹操墓”算账后得出年获益有望达4.2亿元吗?这是发展了,还是偏离了正途,此处不敢定论。

　　南方日报高级编辑 　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