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现在图书馆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职责就显得更重要了吧？

　　莱曼：我很认同。但我想同时也应该想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一味采取保护的方式。比如说杂志，过了一两年，它的信息就老化了，也就可以进入到网络资源共享的信息之中，而图书的老化时间可能要长很多。

　　文化

　　享有无与伦比的国家投入

　　新京报：两年前你成为歌德学院的主席，你是怎么定位歌德学院的？

　　莱曼：两次世界大战过后，由于德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它在世界上的形象被大大地破坏，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德国回归文明世界”的思潮，这是我们建立歌德学院的原因，我们希望在各国重建德国的文化形象。我们发现，一个所谓的工业强国或是科技出口国，如果没有与文化的契合，是很难继续往纵深推广的。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德国整个出口过程中，始终是工业和文化并重。所有与文化有关的活动，在德国都能享有无与伦比的国家投入。

　　新京报：你认为你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

　　莱曼：我们给歌德学院稍微做了些改动。过去歌德学院的权责比较集中化，我则希望将责任分散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原则不是文化出口，而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相遇。另外一方面是，两年以来歌德学院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将德语引入中学课程。我们不去建立自己的外语学校，而是由大学德语教师，去培训当地的德语老师，在中学里建立德语教学部。在中国已经有七十所这样的中学。各国学生们通过交流项目到德国去，德国学生则到外国去。我想最好的文化政策，就是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新京报：在你成长的年代，“68一代”的思潮影响深远。现在，德国还存在像当时那样主导社会的思潮吗？

　　莱曼：没错，“68一代”的学生们有融入社会的能力，像多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费舍尔就曾是活跃的学潮分子。之所以出现“68一代”，其实是来自德国父辈与后一代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父辈一代并没有对二战进行充分的反思，因而“子一代”对这部分做了填充，进而极大改变了德国社会。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很多禁忌都得以被突破。德国因为“68学潮”，发展成了更为多样性的社会；只是在学潮结尾时，出现了某种扭转：开始了某些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倾向。人们因此开始对学潮本身感觉厌烦，学潮的力量也开始式微。现在，虽然我们有哈贝马斯，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不再有影响力那么大的主导思潮了。两德统一后，还出现过一些冲击和新的元素，但它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下去，成为主流。现在德国比较让人振奋的倒是文学新一代。

　　- 人物名片

　　克劳斯·迪特·莱曼 1940年生于波兰旧都布雷斯劳(即今日波兰西南部的弗罗茨瓦夫)，大学所学专业为图书馆学。从1988年起，莱曼担任当时西德的国家图书馆总监。1990年两德统一，莱曼将前民主德国与前联邦德国的两个国家图书馆整合到了一起，并成为“新德国”的国家图书馆协会首任会长。此外，莱曼曾主持著名的“柏林博物馆岛群”的复修工作，将二战后被破坏的文化遗迹做了重新整合。现在，莱曼被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聘为荣誉教授，他同时也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感谢王歌女士协助翻译)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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