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说，翻检相关材料可以发现，“北极驱邪院印”在陕西、四川、贵州等地均有发现，已达数十枚之多，其中数枚无论在质地、形制、铭文等方面均与镇宁印十分接近。思南报社原总编辑张进称，他在思南一些村寨傩戏端公手中发现的多枚巫师印与镇宁自治县热炒多年的“夜郎王印”完全相同。

　　这番解读，曾引发印章持有人和学者双方的“口水仗”。

　　我省考古学者称，“夜郎王印”的形制、铭文、质地均应与“滇王之印”相同或相近，即也可能为金质，蛇钮，阴文篆书，印面方形，边长不逾3厘米。而镇宁印系青铜质，橛钮，阳文，印面边长逾5厘米，反映出唐五代以降印章的特点，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明清土司印章在形制上几乎完全相同。

　　据资料记载，隋唐以来的官印在形制上彻底改变了秦汉印章系统的方寸阴文的印式，而改为阳文大印，其边长多在5厘米以上，较乎边长多2～3厘米的秦汉系统印章要大得多。由于印体较大，已不宜于佩戴，因而钮式也作了很大改革，汉印系统普遍使用的鼻钮至唐代便完全废止，改为长孔的环钮，唐末五代又改为无孔的橛钮。

　　有专家称，这种变化，在上述两方印章中已显露至明，由此可初步判断镇宁印并非汉代印章，更不可能是“夜郎王印”。这应是一枚明清时期的道教法印，即“北极驱邪院印”。

　　刘合心先生介绍说，“北极驱邪院印”是道教重要法印，道教认为，各种章表盖上法印传给诸神，诸神就像接受命令一样按旨行施。还有就是用在神符上，盖上法印更有威力，符的灵力更大，使用更灵。

　　专家又说，“北极驱邪院印”的广泛流传，反映了明清以来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盛况。而这一历史情境的出现，与道教“北帝派”的兴起有关，也是道教因素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相互契合的结果。

　　印章背后的品牌之争

　　元封二年(前109)，夜郎与滇同受武帝所赐的王印。2000年后的今天，“滇王之印”或其在当时的仿制品业已发现，使滇国及其文化渐渐清晰。

　　而关于夜郎的许多问题尚若隐若现，不甚明朗。

　　历史上曾名满天下的夜郎，今日无疑已成为一块知名度极高的金字招牌，成为各方争夺的热点。

　　2007年4月，杨文金辗转找到北京市文物局研究馆员、从事文物鉴定工作38年的文物鉴定专家孙晓虹，请其为这枚青铜大印进行断代。2007年5月26日，孙晓虹得出结论：此印为汉代少数民族地区合金铜铸文物。

　　此时，专门研究贵州史的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田玉隆已数次赴镇宁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这支苗族属于夜郎王室的后裔。

　　2007年10月30日，镇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夜郎王印”的新闻中提到，“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和西秀区的交界处，以镇宁自治县革丽乡为中心，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他们所持有的夜郎王印被北京文物局确定为汉代青铜文物。”

　　“夜郎是我们贵州至少是以贵州为主的古老王国。一直以来很多贵州人都在努力要把夜郎文化这个品牌树起来。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找不到统揽各种松散的文化资源以实现运作目标的大计……”省苗学会秘书长麻勇斌说，夜郎王印是夜郎王国最重要的神器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夜郎王印的神秘出现，是夜郎文化魅力的大展现。

　　无疑，“夜郎”这块贵州独特的品牌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2006年12月，国家地名域名办领导到贵州考察时说：如果说“茅台”品牌值70亿，那么“夜郎”品牌值700亿。我省知名学者熊宗仁先生说：“夜郎古国在历史上神秘地出现而又神秘地消失，使夜郎这块品牌在新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简直就是一个金矿，一座金山。”经过漫长的历史衍生和文化拓展，夜郎文化价值一直受到各方追捧。

　　但是，夜郎的争夺，必须面对考古发现的真实、有经得起推敲的研究为依据。

　　张进在接受《贵州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即便有个别专家称是“夜郎王印”，那只能代表个别专家的个人意见，考古历来就是在探索与发现中不断地去伪求真来揭开事实真相的。

　　作者： 本报记者 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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