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里，“子孙争产”是一出演了上千年的老戏，故事情节都差不多：某位饶有资产的富翁死了，不但大伙公认的孝子贤孙可能为争夺遗产而反目，保不齐某位披麻戴孝的妇女，手牵一儿前来吊丧，大哭大闹说此儿乃其与死者一夜情的结果，要求让私生子认祖归宗，分得一份财产。

　　帝王子孙争皇位和富户后代争遗产，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求得利益最大化，皇位是中国帝制时代含金量最高的遗产，谁争得了，就有对大好河山、亿兆黎民进行处置的权力。而这争产，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说具备某种资格。争遗产的，得是死者的儿子，不管嫡出庶出或是私生子，要有血缘关系。而争皇位就更复杂了，除了直系血缘关系外，还得有遗诏确认，或是嫡长子。

　　在我看来，关涉四省五地(湖北随州、陕西宝鸡、山西高平，以及湖南株洲炎陵县和会同县)的炎帝故里之争，就是另类的“子孙争产”。据报道：各地围绕炎帝故里的经济营销，从生态文化、生态宜居到低碳环保、循环经济，投资总额更是突破百亿大关。

　　这投下去的百亿资金，当然不是炎帝的遗产，炎帝只是一个名目，一个幌子，所争的，乃是纳税人的钱。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那么要想圈钱的大事能成，必先“正名”，因这样的逻辑，就有各地争名人故里的戏不断上演。想想，连只存在于小说《水浒传》、《金瓶梅》中的虚拟人物西门大官人的故里，都有地方政府在争，何况号称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呢？

　　中国人好面子，因此喜欢炫耀乡贤显祖，觉得“与有荣焉”，这很正常。但这些年由各地政府做推手的争“名人故里”，已远远超出简单的情感需求，而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利益之争。有了“名人故里”这个由头，就能搞出一整套发展旅游、振兴文化产业的规划，然后就能立项，一旦立项，就能要钱。不管从上级财政还是本级财政要到了钱，就能花钱———花公家的钱或说是纳税人的钱，那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要花钱，总要弄出花钱的理由，于是一些主题公园、假古董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至于公众是否认可，是否真能带动当地旅游，是否真能使一个地方文化软实力有所提升，则不在当地主政者考虑之列了。对一些地方的主政者来说，“文化”是假，“产业”是真。于是乎，没文化的或者压根儿不重视文化的地方主政者，其“文化产业”的调门比谁都高，醉翁之意不在文化，在乎真金白银也！

　　这种把戏为什么现在如此流行，归根到底是现在的公权力过于强势，几乎可以支配所有的社会资源，从土地、矿产到纳税人交来的真金白银，莫不如此。所以管钱的人想花钱，巧立名目是一门执政艺术。很不幸，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下，那些死去多年的老祖宗甚至并非真实存在的传说人物，被拉来为权力背书。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不能花公款来建庙、塑像、搞祭祀大典，各地还会那样热衷于争名人故里吗？

　　上月笔者去河南濮阳所辖的南乐县，拜谒文字始祖仓颉之陵，听导游介绍了发生在明末的一起“诈捐门”。明朝天启年间，南乐知县叶廷秀奉旨修建仓颉庙。叶知县请示知府向胤贤，知府号召大名府各县捐资，并带头许诺捐银十两。各县知县也都慷慨许诺，各捐银五两。等庙修好，功德碑也刻好了，向各位收银时，不料知府赖账，分文不出。其他各县知县硬着头皮拿了一两银子。叶廷秀便命人在功德碑上大名知府向胤贤名下刻有“捐银拾两” 四字之后加了“未给”两个字。在其他各县知县名下的“捐银五两”之后加了“止给一两”等字。此碑至今还在。

　　从这个故事可看出，当时的知府、知县实在可怜，给仓颉修庙，还劳各位官老爷掏自己的腰包。如果当时官府对社会资源可以全面控制，堂堂知府哪用得着丢这个人，以发展当地文化产业、光大字圣故里为名立项，从藩库里弄出一大笔银子，办事的知府知县不但不用自己掏钱，反而会肥了自家腰包。

　　从古到今，凡是争产者，嘴上所言的“孝道”是当不得真的，其所图的乃是“产业”。今日各地争“名人故里”，也可作如是观。

　　□十年砍柴(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