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绝食代表着我的诚意。”他说。

　　但在自己的祖国，这种诚意极少被人理解。对于岩田的“谢罪”，家人是坚决反对的，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不理解他的理想。在他的寺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很寂寞，我在寺庙里非常不开心，不开心得快要死了。”

　　尽管“不开心”，这儿毕竟是他唯一的容身之所。但因为他的存在，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常常去他所在的寺庙捣乱，甚至放火焚烧。在网络上也充斥着有关这个老人的流言，“他们说我来中国就是住高级宾馆，拿中国政府的钱。”右翼分子甚至将谣言印成传单，分发给寺庙周围的居民。

　　最终，他被寺庙赶了出来，老人就和许多乞丐挤在一起，在火车站附近露宿，或是蜷缩在咖啡厅外面的长椅上。

　　就在他上一次来到卢沟桥谢罪时，曾经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旅行团，几个人一边殴打这个老人，一边怒骂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日本人丢脸？”

　　似乎只有他在银行任职时的老板佐佐木夫妇支持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年逾90的佐佐木，二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发展而来的，日本人应该懂得感恩。”佐佐木曾这么和岩田说。

　　为了这对支持他的朋友，岩田在自己的背包上又写上“感谢”二字。“谢罪”与“感谢”，这是他在中国的关键词。

　　可是在中国谢罪的12天时间，他的生活仍然贫穷而拮据。除了两个钉有“谢罪”的布袋，他的全副家当只有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他没有手表或手机，甚至只戴了一套换洗的内衣。他选择最廉价的机票，住在经济型酒店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

　　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

　　每碰到一个与他交谈的人，岩田隆造都会提到这张“想象中的奖状”，这是他“整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中国人能接受我的道歉，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着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等待时，岩田总是盘腿枯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一分一秒缓慢流走的时间，正逐渐带走这个老人的生命与精力，从窗外透进的阳光，打在老人干涸的脸上，就像是风干后的橘子皮，折射不出一丝的光线。

　　同时也正在被消耗的，是岩田隆造所剩无几的存款。

　　在日本，僧人靠做法事超度逝者，通常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岩田从来不做这种法事，他的生活和行走，完全来自他此前工作的存款，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接济。

　　上次回日本，老人在深夜偷偷地去寺庙附近的小邮电局里查看自己的存款，尽管节衣缩食，但存款的余额，“也只够未来5年的生活费了 ”。他的前途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片灰暗。这次“谢罪”结束后，老人想不出自己数年后该怎样生活，甚至也想不出回到日本后，可以住在哪里。

　　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终于何处。老人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严重的疾病，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已经老了，没有气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即使人人都反对，被大家讨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会拼命到最后。这样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老和尚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这些。

　　有时，他的脑海里也会响起另一个稚嫩的声音，那是2006年他在卢沟桥“谢罪”时，一个中国小孩摸着这个7旬老人的背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说自己能从中得到安慰，就像那些亡灵从他的祈祷中得到的一样。

　　本报记者 赵涵漠 黄丹羽

   白洁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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