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有人的社会，就一定会有骗局存在，只是骗术有高低之分而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养生大师”就是医院系统和病人之间的 “中介”。但他们不仅是一个文化中介，还是一个经济中介，甚至还要控制公众。

　　●我们不能盲目批评公众，说他们缺乏识别能力，容易上当受骗。现在，一方面医院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大量实际的健康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一波一波的养生热其实也提醒我们，中医的力量来自于传统，只有在传统中间展开，才能巩固它的力量，并且要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高度结合起来。中医必须走向民间，走向社区，面向公众，解疑释惑。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邹诗鹏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支玲琳：从曾经的众人顶礼膜拜到如今被揭老底，又一个“养生大师”的神话破灭了。面对舆论的一片讨伐之声，我们其实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张悟本走红靠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资讯发达、科学昌明的年代，现在看来荒唐的“不吃药就能治病”理论为什么会广受追捧？ 您本人有过八年的中医从医经历，对这个事件您怎么看？

　　邹诗鹏：现在回头看整个事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成功”的市场营销案例。当然，有人反驳说，我就是听了 “大师”的食疗建议见效果了。这个我认为要从两方面来看。比如绿豆汤。绿豆的确是一种有特殊营养价值的食品，对一些身体不适的人产生功效并不意外。夏天要喝绿豆汤，说明绿豆本身具有一定药用价值。但是，很少有人把绿豆当成中药的，中医院里也没有绿豆这味药，至多是医生建议的配药。

　　另外一方面，心理因素也是很关键的。如果心理产生一种强烈的暗示，认为某样东西有效，那么的确可能会见效，甚至 “被见效”。因为疾病是内在的，其反映出来的，无非就是诸如疼痛之类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与人的心理密切相关。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下判断。但如果上医院检查，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上世纪80年代，气功热曾经风靡一时，那些 “大师”也吹嘘说血压肯定会降下来， “只要你自己感觉好就行”。而很多人练了以后，也 “的确”感觉 “变好了”。但最后，整个人可能突然就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不仅血压没降下来，其他地方的毛病也都来不及调整了。

　　只要是有人的社会，就一定会有骗局存在，只是骗术有高低之分而已。

　　支玲琳：从上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到后来的刘太医、林光常，再到今天的张悟本，尽管手法类似，但是屡试不爽。为何对于公众来说，甄别信息真伪如此困难，以至于会屡屡上当受骗？这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问题？

　　邹诗鹏：其实他们的手法并不高明。一个比较“弱智”的共性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排斥他者来强化自己。举个例子，作为治疗的辅助手段，食疗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吹嘘不吃药也能治病那就是欺骗了。这样的人今后还会有，就像上世纪80年代当时流行卖打药的。只不过当时只是在街头表演，现在到电视上表演了。如此一来，更富“剧场效应”，并且将更多的人噱了进来。

　　要识别此类现象，其实并不难。但为什么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并且在社会各阶层产生反响呢？我们不能盲目批评公众，说他们缺乏识别能力，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事实上，这些“大师”的理论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的确也能帮助人们填补一些知识空白。在“大师们”九真一假的“暗渡陈仓”之下，公众其实是非常脆弱无助的。在这方面，媒体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来。

　　当然，从脱贫到富裕，我们社会各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问题也客观存在：一方面医院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大量实际的健康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首先我们要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权利，不要让人们为自己的健康感到过分焦虑。活得像个人样，这是基本的需求，也是普通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保障。即便在非常发达的社会，骗子也依然会存在，甚至会成为人们游戏的一个对象。世人往往不说骗子如何可恶，只会讥笑被骗者是如何弱智。但是，面对中国如此多的受害者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看成是一个游戏或笑话。公众是无助的，他们总要有所依赖、有所指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某些体制安排上的漏洞为这些人提供了发挥的可能性。这也是形形色色的 “养生大师”事件后，留给全社会的一记沉重叩问。

　　支玲琳：养生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焦虑情绪在涌动。而且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披着中医外衣的骗子在民间大行其道，而真正的中医这些年来却香火难继、举步维艰，这究竟提醒了我们什么？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