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曼殊其人，目前国内的文史学家普遍认为他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复杂而又颇受争议的人物。确实，在俗与僧之间，他几度往返，率性乖僻，言行不一，令人难以捉摸。但是，陈独秀对其荒诞怪异的行径并无多大的质疑和稍许的冷落。陈独秀对佛法怀有尊重之意，可他本人很少涉猎佛学，他曾在《答李大槐》的信中坦言:“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而且“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不过，当他知道苏曼殊有意著译佛学之作，正埋头写作《梵文典》而又苦于缺乏资料、进退维谷时，陈独秀雪中送炭，立即给予大力支持，为苏曼殊提供了不少英文书籍，其中包括《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参考文献，帮助苏曼殊顺利地完成了《梵文典》八卷的写作。《梵文典》出版问世后，陈独秀又不失时机地以“熙州仲子”的名字在《天义报》上题诗祝贺:“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对苏曼殊矢志研究与弘扬佛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总之，陈独秀与苏曼殊在相互交往的十多年中，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上海、芜湖等地，不管是相聚，还是分离，他们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苏曼殊在晚年一度热衷于创作文言自传小说，陈独秀仍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还充满热情地为曼殊的《绛纱记》、《碎簪记》等写了序言，敏锐、深邃地指出:苏曼殊所叙述的爱情悲剧，是“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之自由”沉重压迫的必然结果；并帮助他将小说发表在《甲寅》和《新青年》杂志上。尽管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他们最后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然而这并不影响彼此友情的发展。 1918年春，苏曼殊病魔缠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将衣物等典质一空，经济非常拮据，陷入极度尴尬的窘境。可病逝前，他还托人带信给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希望病愈后能得到资助，送他到意大利学画，由此反映出苏曼殊一生对陈独秀的敬仰与信任。

　　而正是十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使得陈独秀对苏曼殊有着相当正确、深刻的认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苏曼殊是个疯疯癫癫的“情僧”，可是陈独秀却认为他是“佯狂避祸”，表面上疯癫憨傻，实际上是对人情世故看得过于透彻而不肯俯仰罢了；许多人认为他是傻子，实在是上了苏曼殊的当。苏曼殊病故后，陈独秀感慨地说道:“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这番话足以说明陈独秀对苏曼殊的相知之深。

　　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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