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不入主流的吴冠中经常做出一些自己事后都认为“荒谬”的举动，比如，他喜爱自己班上一位极有灵性的学生，但那位学生积极参军，吴冠中十分惋惜，还劝阻其不要去。事后他回忆说，“这样的教师早晚要被赶出课堂。”

　　“逼上梁山”画风景

　　吴冠中并没有被真的赶出课堂，但他很快就以另外的方式见识了课堂以外的政治。新政权决定规训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冠中被编入高校教师土改参观团。

　　在湖南，他终于亲见了阶级斗争的阵势。有与他同去的画家很快画出了表现“土改”的作品，吴冠中也开始努力向组织的要求靠拢，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位很入画的北方农民，将其请到家中作为模特，画中，他为农民画了大红花，还让一个孩子趴在其肩头。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名字《爸爸的胸花》，以此来描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景象。但是这幅作品仍被定性为强调形式，多次修改均不合格。自此以后，吴冠中逐渐萌发了画风景的念头。

　　“像一棵树，长的时候有石头压着，就从另外一个缝里钻出来。”批评家贾方舟这样描述吴冠中转画风景的原因。多年之后，吴冠中自己称改画风景为“逼上梁山”。

　　吴冠中在央美前后只工作了两年。第二年初始，文艺界整风日盛，对于美术界讲究形式美的“形式主义”被坚定地上纲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院长徐悲鸿发言，“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吴冠中也明白自己在中央美院恐不会长久。

　　果然，不久之后，央美人事科长致电吴冠中，要其办理调职手续，清华大学建筑系决定聘用吴冠中任教。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调动工作，也从此开始频频转换单位。

　　油画专业出身的吴冠中，一心想将西方油画的神髓传授学生，却不得不为建筑系学生教水彩。艺术上的不得志却让他在政治上觉得轻松。多年之后，他回忆央美的日子，将其称为“擂台和左的比武场”。

　　清华建筑系的工作相对轻松，吴冠中开始有闲暇探索风景画创作。50年代，风景画因无法为政治服务而极不入流，但因周扬一句“风景画有益无害”，而让吴冠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安全地带。彼时，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时瞄着政治的眼色，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建筑史第一堂课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掏出一个小红本，向大家声明“这是我的工会会员证，我是工人阶级了。”而吴冠中正坐在下面旁听。

　　清华大学的工作不及三年，吴冠中再次面临工作变动。那时他仍然想回到真正的艺术圈，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图画制图系准备改为美术系，需要聘请专业教师。其系主任卫天霖的艺术主张被认为属资产阶级印象派，也因此卫天霖对吴冠中十分赏识，力邀其加盟。不久，美术系与音乐系独立出来合并成为北京艺术学院，卫天霖成为主管美术的副院长。

　　受到赏识的吴冠中将此次调动视为难得的机会。他再次将中央美院时期批判过的美术理论搬上课堂，给班里学生偷偷看西方画册，开讲形式美。同时，他也一直为自己的风景画寻找出路。

　　经过思考之后，吴冠中决定到井冈山写生。井冈山已成革命圣地，到此处写生既能满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拢的借口。而这样的中间路径确有成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一套井冈山和瑞金写生的明信片。自此，吴冠中的风景画创作逐渐受到关注。西藏叛乱平定后，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经董希文推荐，吴冠中也一同参与，并创作了《扎什伦布寺》。“1961年《美术》杂志发表了那幅画，现在看应该算他最早的代表作，奠定了文革前他的基础，那一期杂志同时发了吴冠中谈风景画的文章，他从此扬名。”评论家贾方舟说。

　　“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学院稳定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1964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基础上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其他科系拆散打入其他高校。吴冠中因此被转到了中央工艺美院。

　　“张仃很器重吴冠中，点名把他要来的。”吴冠中的好友，画家乔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彼时，张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但多年以后，张仃与吴冠中两位老友因艺术观点不同也曾一度交恶。

　　1964年，乔十光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吴冠中也同时调入学校。乔小吴冠中19岁，很快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吴冠中生前出席的最后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乔十光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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