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调任工艺美院的吴冠中再一次离开真正意义上的美术界。工艺美院的主修是装潢和设计，吴冠中只任教基础课程。但因为该校以设计为主业，对于形式美的探索也相对宽松很多。“他私下总会和我说起来形式美的事。他说，艺术家不谈形式，就是不务正业。”乔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但吴冠中因此前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无法参加政治运动。也由于此，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在我的历史上决无政治污点”。

　　“他其实有他的幸运。文革的时候，艺术学院解散，到了新的单位，就溜过去了。”批评家贾方舟说。他曾经教过的北京艺术学院学生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到新单位对他进行批斗，而他本人的名声又局限于绘画界，之于以设计为主的工艺美院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逃过一劫。文革中最大的劫难无非是和同事一起到河北农村劳动，养鸭子时被人污蔑“殴打一只鸭子致死” 。

　　而对于吴冠中来说，更为深刻的苦难是无法画画。

　　“跟他就只能聊艺术，他没有任何一点别的爱好。”贾方舟说。晚年的吴冠中甚至拒绝过年，去年大年初二，吴冠中一早就来到乔十光家，两人一起躲在工作室画了一天画。“他到晚年对生死、人事看得很透，总有点凄凉的感觉。他很少出席活动，怕见人，怕说那些套话。他总觉得很多人之间都只是勾心斗角。”乔十光回忆着与吴冠中最后的交往。

　　对于这样的性格，无法画画似乎是最重的刑罚。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气氛突然松懈下来，吴冠中开始能够背着粪筐到田地里写生。

　　1978年，在逐渐回归正常的气氛中，吴冠中再次发言，他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解放美术领域的奴才”，并于第二年，在《美术》杂志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引发激烈讨论。1979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份，一边美术界极左的惯性仍在，另一边已经出现“星星画会”这样争取话语自由的民间活动。此时，吴冠中的发言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旧思潮对撞的引信。虽然再次遭到批判，但毕竟政治运动的大势已去，吴冠中当年被选为美协常务理事。这似乎是体制内对其认可的一个标志。

　　“1979年到1984年是吴冠中最辉煌的一段。”贾方舟对记者说，“他是憋了三十年，不得不说了。”

　　1985年的“八五美术新潮”运动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更年轻的一辈艺术家身上，吴冠中被这群热衷“后现代”哲学的艺术家所忽略。直到两年后，他的作品以超过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再次被捧为明星。

　　进入晚年，被体制和市场都视若珍宝的吴冠中却对双方都表现得深恶痛绝。他曾多次炮轰“美协”和“画院”的僵化体制，甚至将过热的艺术市场比作“妓院”。他曾对贾方舟说起，“我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半个世纪前，他回国后的梦想是“能像唐僧一样，安静地译经”。他的一生似乎像一个无法咬合的齿轮，始终与时代、与政治、与体制、与内心磕磕绊绊。

　　2007年，贾方舟为吴冠中在798策划了一次个展，让许久消失于人视线的吴冠中再次成为新闻话题。实际上，在此之前，吴冠中自己曾偷偷考察过宋庄画家村和798。此时，他已经将近九十，向故宫、中国美术馆等捐赠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简单的两居室单元内，三个儿子无一人学画。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