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目前现状，我觉得是混沌不明。像一些年轻的作家有绝对的活力，也吸引了强大的读者群。作为一个评论者，也许我很惭愧，我没有进入他们书写和诠释的领域。但我很愿意读到一些新的作品。我讲个台湾的例子，我上星期在台北，有同事推荐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1987出生的作家的作品，关于台湾乡土文学的。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看最新的作品了。我读了，真的觉得非常好。而在他之前的那一批70、8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是做台湾新乡土文学的，我觉得没劲。这和个人的趣味也有关系。可是那天我在飞机上，一下子读完了这个作品，我就很有感触，也许你阅读的量还没有那么大，或者说你的注意力还没有关照到，人家轻舟已过万重山。对这些作品，我自己觉得还混沌的时候，一代新的人已经出现了。如果我能进入他们的新的创作领域，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运气。但是，不得不承认有能量的限制，这么多作品我看都看不过来。

　　解放周末：其间有偶然性？

　　王德威：有偶然性。所有的文学史的判断与传承，都有某种偶然性。但是，这个偶然又不是你在街上踩到香蕉皮这样的。还是在因缘之间，有人跟你提了，或者你要有心去关照它。

　　解放周末：正因为你是王德威，所以才会有人和你提起作家与作品。

　　王德威：也许你讲得有道理。这里面是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在的。

　　等待大师，我没有那么强的一种乌托邦的心愿。我的意思，没有就没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人的情感作为一个审美的象征活动，文学不能脱离这个感性的层面

　　●号召出一个口号或者哀叹出一个现象，都不足以改变社会现状，何况文学生产

　　●旷世的文学从来难得一遇

　　解放周末：读者有个普遍的阅读感受，现在一些文学作品的精神姿态缺乏正面的力量，自我、狭隘、解构崇高、回避是非，这样的文学如何体现社会性？

　　王德威：或者，这样的作品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明了一种社会性的倾向，一种“感觉结构”。

　　解放周末：不久前，上海文学评论界开过一个座谈会，关注文学批评的未来，其间不乏批评界对某种现状的反省和对未来的不安。

　　王德威：我觉得，文学批评者有一个义务，就是观察、诠释目前文学界的现象，并且提出你个人的一个期许，这是文学作为文化建制的一个部分。

　　我其实已经隐隐感觉到整个批评界的典范的改变。英语的批评语境里，“9·11”之后，有一种呼吁，就是把文学批评和新的伦理思考结合起来。这种伦理，大可以大到国家、民族和宗教的问题，小可以小到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另外，国外批评界还有一个动向，就是对情绪、情感的关照。过去的批评，过于坚持冷冰冰的结构主义或轻飘飘的解构主义方式，那么，人的位置放在哪里？毕竟，人的情感作为一个审美的象征活动，文学不能脱离这个感性的层面。这些代表了国外广义的批评界目前的表象。至于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的不安、不满和焦虑，我感觉好像由来已久，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人文精神要重建。

　　解放周末：振“笔”一呼，用意很深。但现实却并未成全这种呼吁或者说愿景。

　　王德威：是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在目前来说，号召出一个口号或者哀叹出一个现象，都不足以改变社会现状，何况文学生产。就像刚才讲的，其中是有偶然的。这个偶然，是在某一个机缘下，某一个作品、某一个文学的呼吁、某一种题材，真正触动了某一代人的心思，一下子这个典范就转换了。典范的转换，从来不是起承转合，它有一个强大的复杂的不得不然的机制。而这种不得不然的机制，往往又以一种偶然的形态出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理解中国国内同业的这种不安和呼唤。就像我说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好像没有出现更有影响力的作家……是不是我们自己忽略了？毕竟，我们的眼界是有限制的。这是一种说法，反躬自省。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没有就没有。我们就老实承认嘛：这一代就是不成。旷世的文学从来难得一遇。

　　解放周末：因此，我们应该有等待大师的诚恳和耐性？

　　王德威：等待大师，我没有那么强的一种乌托邦的心愿。我的意思，没有就没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何况，大师的再出现，也许是在你完全意外的一个状态。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小说不是一个入流的文类，甚至曹雪芹自己都没有想到公之于世。谁能想到，《红楼梦》今天成为了一个超级的文学经典。

　　自信有就有了，而不是以一个标杆式的仪式性的场合来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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