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视塔，荷兰人设计；大剧院，英籍伊拉克裔设计师设计……新世纪的广州地标，很难摆脱顶尖的外国设计师的影子。而作为一座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名城，在广州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式建筑和西方设计师实际上从很早起就成为城市文化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尤其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期，众多西洋建筑设计师的进入，令广州诞生了众多既具西式风情兼有东方格调的各式建筑。

　　英国丹备洋行最先登陆

　　帕内是最著名设计师之一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彭长歆在《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一书中，对早期广州的“洋设计师”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从现有史料看，西洋建筑师在广州开业，最早见于丹备洋行在广州设立的分事务所。丹备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1895年在香港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并于20世纪初在广州沙面设立分号。驻广州的设计师包括奥斯本、何道谦等。沙面和长堤的很多建筑物都出自他们之手。

　　谈及广州早期的西式建筑，澳大利亚建筑师帕内是一个不能绕过去的名字。目前正在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举行的一个展览，详细展现了帕内在广州的建筑生涯。而他也和丹备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帕内1902年到香港，成为丹备洋行的一员。稍后他来到广州，主持丹备洋行的分行，并于1904年和美国建筑师伯捷合伙，在广州沙面设立了治平洋行，承接建筑设计、土木和测绘工程，以及相关的咨询业务。广州成为他设计生涯中最为荣光的阶段之一。

　　帕内在广州工作的时间里，正值沙面新一轮建设热潮的开始和清末新政大力发展实业的时期，相当数量的委托蜂拥而来。他和他的事务所先后设计了包括广州河南海关俱乐部(俗称“波楼”)，沙面瑞记洋行新楼、花旗银行、礼和洋行、亚细亚洋行、的近洋行、粤海关俱乐部，以及广州五仙门电厂、中法韬美医院、广州士敏土厂南北楼(今大元帅府纪念馆所在地)、东山培道学堂(今广州七中)、广九铁路火车站等在内的许多建筑。

　　帕内建筑风格：混合多元

　　彭长歆认为，帕内的作品虽然涵盖了从殖民地外廊式到新古典主义等多种形式风格的演绎，但并未表现出前后相继的变化。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几乎在同一时期完成，建筑师混合多元的殖民地文化背景、所接受建筑学专业训练为这种多变的设计手法提供了注脚，其复杂多变的设计手法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建筑艺术风格演变的过渡特征。

　　伯捷成为广州市政厅设计委员

　　引入新型钢筋混凝土结构

　　帕内的合伙人是另一位重要的建筑师。作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准会员，伯捷对结构新技术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治平洋行设计的项目中，既有像广东士敏土厂办公楼那样采用钢骨与砖木结构混合承重、以改善结构性能的建筑，也有引入新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瑞记洋行新楼和岭南学堂东堂等建筑。而伯捷和帕内的合作也让治平洋行成为20世纪初岭南最重要的西方建筑师事务所。伯捷在广州市政厅成立之后被聘为设计委员会成员，在上世纪20年代前期为广州市政厅各局属设计了许多公有建筑，包括1924年的广州市中央消防总所(今文明路广州市消防局)等。

　　耶鲁毕业生成“中国古典复兴”旗手

　　实现岭南大学的“中西合璧”

　　茂飞(又译墨菲)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的美国著名设计师。1914年他受教会委托来到中国，并对北京紫禁城等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了考察。在随后的20年中，茂飞致力于教会大学中的“中国古典复兴”式设计，并在长沙、北平、南京等进行了多项实践，被视为“中国古典复兴”的旗手。

　　根据彭长歆的研究，茂飞与曾任广州市长的孙科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联系。1921年他受孙科邀请来到广州就市政中枢进行设计。正是在广州，茂飞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古典复兴”风格的政府公共建筑——广州市政中枢的设计。这个建筑计划最终得到广州市政厅的批准，也使“固有形式”这一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历史发展的建筑学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官方文件中。广州市政中枢(即后来的广州市府合署)计划虽然因陈炯明的“叛乱”而终止，却在1930年代因林克明的设计而实现。此外他也提出了广州未来的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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