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曾谈到，在1940年代艰难的抗战时期他靠写作谋生，曾写过三本海外游记式的小册子，畅销一时，得了不少家用补贴；而这一时期因拼命写作竟使自己成为著名作家。

　　当时像费先生一样颠沛流离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境况，他们一方面固然因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是老习惯使然，经常一路跑警报还一路写东西，无形中推动了1930~1940年代行旅札记的繁荣。知名者如风行国内的《旅行杂志》，由原《申报》编辑赵君豪担任主编，撰稿者中不乏知识界名流。然而无论被动或主动，到欧美西方国家和到国内边疆地带的旅行在他们笔下总有天壤之别，似乎各自占据着文野之别的两端，而过去自居文明正统的华夏在其中位置尴尬。这种心态上的落差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为明显，到了60年后中国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途中写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承这一心史，看西方的眼光便总免不了在中西之间徘徊纠结。

　　费孝通的这三本海外札记——《初访美国》(1943)、《重访英伦》(1946)和《美国人的性格》(1947)，自然也带着这种矛盾心情来书写中西比较。

　　1943年，他在北美西岸登陆，一路向东，从华盛顿到新泽西再到纽约，一时间曼哈顿现代大都市的锐气逼面而来，越发勾起心底对老城苏州的怀念，怀念那种由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衬托的文人气质，还有黑瓦白墙宅院里影影绰绰的鬼。他说自己感觉像是小时候看西洋景，又像是在读《镜花缘》。本来，“西洋景”与“镜花缘”，前者是形容走走看看，后者是形容写写画画，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对欧美西方国家的观察与思考，而其中的深意，是想去探索当下世界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构成多元的诸种文化和群体之间如何相互理解——这也是后来他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应有的题中之意。

　　令费孝通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无一不是文化的混合体。他访美时的接待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政府顾问专家费正清教授及其妻子费慰梅女士。刚到他们家，费孝通便被“雷”了一下，客厅里挂着一轴清朝官员画像，不知是中国谁家的祖宗遗像被拿来这儿做装饰用了。虽然他知道这种怪异的文化拼接多少包含一种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些表面了解，还想对美国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而美国学界大概只知道他的江村研究，便以为他有兴趣和另一位研究日本农村的美国人类学家交流，结果他很不高兴被当作农村研究专家，一见那人的面就说，我得先去认识美国才谈得文化合作的正经事，今天你得带我去认认美国。他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看表演，费孝通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四周观察，连菜谱也能琢磨半天。所谓的中餐馆其实不中不西，就是个大杂烩，他惊叹：“就在这一刹那，这一角，多少不同来源的文化横奔齐集，斐然杂陈，似乎全忘了这是中国欧仆、东土刺绣、西班牙舞蹈，古巴歌声，爵士音乐，南欧面目。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全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种新的文化！”全球化在费孝通眼中意味着不同文化的混合，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费正清客厅的那幅画背后，有一个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400多年的历史。这片大陆先后来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华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还没有到出现国家制度的地步，西班牙人干的是海盗劫掠的营生，真正定居在这里的移民是华人和欧洲的英法移民。华人移民在新世界中求生活，并不像南洋华侨那样移植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地确立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费孝通说，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而是打破了原来不同的文化势力又将其混合的产物，使“科学”与“民主”有了试验场。无论是帝制中国还是英国，随着19世纪的结束早已停止了其文明扩张的历史，费孝通认为，这是文化成年所致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然而这种“停滞”却不是命定要死亡。他内心相信，人类历史的朝向，终究要从农业时代的成熟中脱壳而出，走向工业时代，美国的工业文化发展了百来年已经走向成年，而中国还有机会长出新的文化嫩枝来。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他眼中最大的不同，便是美国人把历史放在自己身后，历史是死的，与当下世界阴阳两隔，因而他说美国是无鬼的世界；中国人的心里则装着祖先，历史感是绵延的，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与鬼同在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相当美好的部分。他认为，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的美国，犹如单车的两个轮子，中间支撑的三角杆是基督精神，而中国最缺的、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三角杆——没有这样的宗教，那么至少能保留对鬼的依恋，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

　　游历了美国之后再到英国，费孝通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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