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迟暮帝国的脊梁，英国知识分子包括旧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既互相角力又互相支持，诸如上下议会的辩论、保守党和工党的攻守都存着斗争和某种默契。在城里的大商人或绅士愿意在乡下经营并不赚钱的大农场，其目的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心。不过，乡村并不是英国社会的主体，而是城市的后花园。这样无论从朝廷到乡野，英国知识分子都充分发挥着社会中间人的功能。在他们对现代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设计中，英国议会内阁制和政治改良主义精神的结合得到费孝通的高度评价，当然这还不够，他还关注政府与政党分开的“文官制度”、法团和法案对民主社会的组织作用，以及费边社的知识分子在学术、教育和政治上对工党的有力支持。英国人的现实和理性即使他们在世变方激中稳如磐石，却也曾让费孝通感到郁涩得厉害，因为看到这个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充满功利主义的计算。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美国人像年轻人，总想与父亲平起平坐，那么英国人就像中年人，没有笑容也没有激动，前者好动，而后者好静。但是，英国绅士的力量和他们有效贯通社会上下的制度与精神却是费孝通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特点之时的有力映照。大约在同时期他对所关心的中国双轨政治问题、乡土重建问题的讨论，与他在英国和美国所见所闻都有关系。

　　费孝通对英美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互相观照和理解没有简单地划分出清晰的界线，中西之间在他看来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在学术研究上要具体落实还有许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早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求学之时，费孝通的老师们——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虽各执德美、欧陆学派所长，同时亦兼而有之，种种综合为他奠定一生的学术基础。旅美期间，受到美国人类学文化人格学派的吸引，费孝通把英美社会作为具有民族性格的文化实体来进行描述，并与心目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比较。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发现差异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关联，那么相互理解也就不可能；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得到解释。费孝通曾受过民族学训练，对于民族文化历史变迁的动因和机制一直给予关注。而面对中西社会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和历史鸿沟，类型比较方法可以通过抽象出文化要素进行并置比较，来回避客观历史的问题。这对他而言，原本应该是个矛盾。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指向，是寻找各自文化精神的寄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话可能。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文化精神可能呈现为基督教宗教，而英国社会可能呈现为政治哲学和绅士，而在中国可能是伦理和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牵涉到宗教和巫师)。

　　当他提出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的时候，他一方面同意萨义德(Said)所说的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了东西对立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在这个观点束缚下讨论，因为根据萨义德的看法，东方社会无论是“守旧”还是“现代化”，都是东方学殖民主义的后果。萨义德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建构，本身是一种作茧自缚。费孝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对此有反思能力。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去回答诸如西方为何有科学，而东方为何产生不了科学这样的问题，而是去思考对于美国人而言，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与他们的基督教有何关系，又促成了什么样的历史与社会形态。其目的也不是判断说我们要科学或不要科学，而是我们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观念提供了怎样的对物质世界的看法，这才是不同于萨义德的思考方向。

　　费孝通说，他从写作《初访美国》到1988年访问日本，探索了四十四年，终于明白，首先要去认识文化差异的由来，明白各有各的道理，才可能去谈求同存异。也就是说，在他的跨文化比较中实际关注两个层面，一是文化精神的呈现，一是文化精神的历史养成，而后者还远远没来得及讨论。人类学通常宣称，我们对世界的探索建立在对他者的理解上，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经典人类学里，他者自身没有历史，寻找其文化精神的历史养成是一个荒诞的命题。对此王铭铭亦曾在《西方作为他者》中批评过——在这本有趣的书中，他讨论了费孝通没有叙述到的“前东方学”时代存在着一种与上古史相联系的古代中国的“西方学”，这笔思想的遗产构成了中国知识人理解他者的基础。实际上，费孝通的海外观察亦脱离不了这一思想脉络。

　　在此之外，对于费孝通来说，英美之旅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他寻找老师们的思想痕迹的旅途。在美国，他的办公室就是派克老师的书房，芝大社会科学大楼的五W二号，使他顿觉到了圣地。1962年身心羁困之际，他写作《留英记》，描述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相处的一点一滴，写到每周五开人类学席明纳(seminar)，马氏的办公室里浓烟滚滚几乎伸手不见，那股烟味似乎能从纸上飘出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似乎并不局限于到西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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