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静钧

　　日本关东地区静冈县知事石川嘉延昨天向县议会提出辞呈。石川辞职无关贪渎丑闻，无关政治斗争，只为兑现自己在静冈机场建设问题上对一个“钉子户”的承诺，即“钉子户”大井寿生答应把妨碍机场安全的树砍掉，而石川答应辞职。(据5月20日新华社报道)

　　初看，以“辞官”解决“钉子户”问题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但联系日本历年来解决官民纠纷中体现的法治精神，这样的解决方式也是顺理成章的。

　　日本早在1951年就通过了《土地征用法》，并在其物权法上明确了所有权人的权利因“公共利益”而受到限制的规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强劲复苏和增长，官民纠纷也是此起彼伏，甚至爆发了“三里冢暴力事件”，居民为反对强行“拆迁”，与执法警察展开殊死搏斗，导致3名警察死亡。

　　即使是在“三里冢事件”高潮期，日本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不断呼吁政府与“钉子户”展开平等协商，要求政府施行“怀柔之术”，不要放纵公权力，不要强行执行《土地征用法》，要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私人权益，要注入民主政治协商的方式，长效解决此类纠纷。“三里冢事件”中虽然政府打了“败仗”，但没有秋后算账的“复仇”，使一度撕裂了的社会很快又复原。这种民主互惠的方式，调动了居民的政治参与热情，1995年，时任首相的村山富市向成田机场建设中的“钉子户”真诚道歉和谢罪，成为一段美谈。

　　虽然“民主协商”提供了使各方分歧得到弥合的机会，而迈向有效协商的前提是任何弱势方都不能受对方的要挟和压迫，如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所说：“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政府往往“祭”出“公共利益”之名，任意侵害公民权益。所以，日本的宪政框架中，“限权”把政府部门的行为约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政府无论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美化”其权力行为，公众的良知总能及时给予弱者“前行”抗争的力量。

　　照此来看，在静冈事件中，“钉子户”大井愿与政府就提高政府管理方面谈判，而静冈知事愿以自己的职位作为谈判对象，这显然就是公民精神与“政治清明”在神圣私有权的支点上的一次完美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