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孙东东对“没完没了上访”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这是由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老上访人员都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而偏执型精神障碍“扰乱社会秩序”。其实，“没完没了上访”的原因要复杂得多，教授仅仅用司法学家的眼光去看，未免会看走了眼。从医学和精神病理学角度讲，偏执型精神障碍确实可能造成“没完没了”的行为，但并不仅限于“上访”，比如，贪官们对金钱、色欲、权力的“没完没了”的追逐，还有，某些麻木接访者对上访人员“没完没了”的歧视哄骗和支吾其词，为什么没有进入司法精神病学专家的研究范围？可见，北大教授的学术品位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至少，有权力崇拜的嫌疑。


　　上访是最最中国特色的事情。所谓“没完没了上访”应该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来分析，才有可能找到答案。纯粹的学术眼光是解不开这个扣的。还有，社会秩序何时被“扰乱”？是因为上访而被扰乱的吗？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当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却得不到补偿款，当大批工人失去饭碗被扫地出门，当野蛮拆迁在城乡肆虐横行，当百姓在医疗教育住房方面困窘不已的时候，社会秩序就已经离开了正轨已经被“扰乱”了。上访的根本意义就是为了框正被扰乱了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超出纯学术视角以外的事情。


　　孙东东教授所说“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的人，我没有见过，但我相信这种人是存在的。但我想，其中必有高人存在，必有并非为了“一个妄想症状”而不惜一切代价上访的人。他们不过是“佯狂究可哀”罢了。对这样的人，杜诗所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事实上，官僚们讨厌上访，对上访者有天然的排斥情绪。但是，官僚们又害怕上访，尤其害怕由上访而演变成的“群体性事件”，而其中“没完没了上访”就是催生群体性事件的酵母，官僚们几乎是本能地知道的。这是官僚的一块心病。专家为王前驱，主动承担了这方面的科研项目，也算是善解领导意图。


　　在很多情况下，正常的上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多次上访、多人上访，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这方面的“谚语”。于是，“没完没了上访”就应运而生了。其中有些人确实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标，如果非要说“目标”的话，他们的目标就是和官僚做斗争。上访，没完没了上访，是与官僚做斗争的唯一合法而且成本不高的方式。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民，中国的科学家是世界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中国的官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官僚。且不说其中的腐败官僚，也不说以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挥霍高达几千亿民脂民膏，光是官僚们退休后的退休金、以及死亡后的丧葬费都比其他群体高过几倍，这就非常不得人心了。安知某些“没完没了上访”的人，不是为正义而战的高人？


　　“没完没了上访”要从体制上找原因，要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仅仅以“偏执型精神障碍”下结论，难免会南辕北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