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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孕育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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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8:45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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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导致灾难出现危机，也促人反思孕育进步：
（一）媒体视角亟需转变
面对灾难，媒体的第一位职责是以最快速度准确全面报道灾情。依据灾难真相，政府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救灾方案，国内外的相关组织和个人才能有效地参与救灾。因此，为了能及时准确全面得获得灾情，就要：第一、改变灾情报道由政府垄断的现状，允许政府以外的其它媒体介入，包括让亲历灾难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记者，切勿压制言论；第二、媒体要转变报道视角，从围绕权力和颂扬英雄转向及时全面准确得报道灾情，较之灾情，领导人的足迹和人民子弟兵的功绩显得次要。灾难伊始，政府若首先想到的是打击传播谣言者，而非及时准确全面报道灾情，人们可能就会对政府发布的灾情持怀疑态度，救援人员可能就会错失救灾良机，公民可能就无法对政府的救灾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研究发现，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天灾往往转为人祸。
（二）发展理念应予反思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一现象引人关注，就是中小学校舍及医院大面积倒塌。地震发生时，由于中小学生正在上学，校舍倒塌导致大量师生伤亡。在日本，学校及医院是地震发生时避灾的重要场所。上述细节反映了两国发展理念的迥异，折射出我国政府发展理念的缺陷。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没有着眼于社会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而只是一味地追求本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未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其结果便是：本应该最需要安全保障的地方，在灾难来临时却没有任何安全可言。是到了政府全面反思其发展理念的时候了，切勿再陶醉于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灾难之后，中央政府将5月19日至21日确定为全国哀悼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三）治理方式有待改善
灾难发生后，为尽快走出灾难，政府要与民间积极互动，国内要与国际良好合作。改革开放前，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社会事务，包括抢险救灾。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就拒绝了一切国际援助。这次地震发生后，面对国际援助，中央政府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除了接收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外，还允许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救援对进入灾区予以救援，体现了政府在治理方式上的些许进步，与遭受风灾的缅甸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赢得国际社会认可。综观世界，在许多国家的抢险救灾中，有大量国内外非政府组织（NGO）的介入和参与，提供别于政府的思路和方式，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以及灾后重建起到有益的补充和矫正作用，社会治理呈现多元化状态。在本次地震中，除了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力量外，大批志愿者参与到抢险救灾中去，而NGO的介入和参与相对较少，这与政府长期以来对NGO的成立及其活动予以严格限制有关。因此，我国政府应放宽对国内外NGO的各种限制，采取合作而非提防的态度善待NGO，促进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政府若想将善事做好，就得大家分着做，而不应由政府包办。在积善行德方面，历史上不乏民间赛过政府的事例，此次大地震，亦涌现出许多民间善举。善在民间，政府应懂得向民间学习。
（四）捐助行为要去政治
地震发生后，举国上下掀起向灾区捐助款物（血）的热潮，体现了充分的人道关怀。但是，目前的捐助行动已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化倾向，其体现为：第一、将捐助行动明确为政治任务；第二、采取政治手段来保证捐助任务的完成；第三、将捐助结果作为一项政绩来对待。捐助行为是基于捐赠人自愿而发生的，捐助行动一旦政治化就必然违背了自愿的原则，沦为变相征收。不论政府（党）有多么高尚的目的，都不能靠剥夺公民权利来实现。当前，许多地方政府不是将5·12汶川大地震作为向公民进行人道精神及地震常识教育的契机，而是将捐助行动充分政治化，甚而将捐款任务摊到无劳动收入的幼儿头上。捐助行为去政治化，就是要提倡大爱无声，让人道精神在公民内心自由成长，而不是由政府替民作主，将最基本的人道关怀蜕变为眼前的政治功利。
（五）救灾不能遗忘法律
灾难不仅毁坏家园，也破坏了往日的社会秩序，因此，救灾不能遗忘法律，一个成熟的国家应该懂得运用制度力量走出灾难，重建家园，恢复秩序。当前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成立以专业法律人士为主，兼有地震、气象[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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