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洪灾靠的是人民子弟兵的血肉之躯严防死守感动上苍，2003年“非典”起初企图靠过滤消息控制局面结果出现蔓延之势，2008年雪灾有人提出天灾抑或人祸的质疑，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则完全是一起人祸。5·12汶川大地震再次牵动着全体国人，考验着现行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当国家正陶醉于“中国经济奇迹”,当全体国人正喜迎接奥运圣火之际,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地震。针对“中国经济奇迹”，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为此，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冷静地提出“后发劣势”理论，他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5·12汶川大地震后，在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地抢险救灾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后发劣势”。地震发生时，大量学校倒塌，数以万计的师生埋进废墟，这就是一个喊了多年“重视教育”的国家的现实。为什么年年喊重视教育可对教育总是重视不起来？这背后昭示的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产生的大量官员对人民和国家长远未来的责任心何等缺乏。即使血泪灾难后的重建，我们不得不忧虑，在这样的体制下，也难免出现大量的新的豆腐渣工程。

理论上似乎中央集权的国家更能应对重大灾害，但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面对灾难，一个国家建立在道德良知基础上的全民凝聚力比单纯的政府动员能力远为重要。灾难发生后中央高层不可谓不重视，调动的力量也确实很庞大，但是，在组织协调和专业性方面确实不理想，地震发生后直到第四天才全面铺开救援部队，这与2005年的巴基斯坦地震救援相比基本上没有进步。看似庞大的动员能力实则组织协调能力很不理想的现实背后是国家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包括紧急救援机制的缺乏，政府不能指挥军队等等。我们不得不问，从邢台到唐山再到汶川，我们的国家汲取过什么教训了吗？非得最高层说话，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指挥才能展开大规模救援，这种体制也许曾经是强有力的，但2008年从雪灾到地震已经展现官僚体制的弊端，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温家宝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次救援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展开。如果中国同时发生两场灾难，这个社会该怎样运转。

  四川人民的灾难调动了国人普遍的良知，三百多亿元的捐款、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以及哀悼日举国默哀都让人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但是就在良知彰显和内心感动的时刻，红十字会的丑闻一桩接一桩，人们为灾区捐款，但很多人都不放心自己的捐款能否送到灾区人民手里。即使做纯粹良知的事情，也会让人窝心，这就是我们社会信用的现实。国家权力垄断慈善事业，连“红十字”也被官僚玷污了，本应象征着高尚纯洁的红十字缺失了爱心，甚至沦落为特权腐败分子，购买帐篷吃回扣，用免税的特权为关系企业谋私利，等等。这个民族太缺少凝聚力了，这场巨大的灾难本可以使我们的国民高度凝聚，但我们国家凝聚起来的也就是默哀的那三分钟，即使在巨大灾害惊天地的震撼面前整个社会也充满不信任和抱怨。我们不应当责怪那些为自己的孩子死去而抗议的家长们，甚至也不应当责怪那些对捐款充满抱怨的人，而应当反思是什么制造了这些愤怒和抱怨？面对无情的现实，我们应该认识到，腐朽的官僚体制正在瓦解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只有建立在道德良知基础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公正的社会才是真正强大的社会。2008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事件在警醒我们，一个敬畏自然的民族，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