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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汉末士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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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8:48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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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汉魏士大夫的风度气概。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他认为东汉士大夫的气概风范，源于汉代实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贵族教育。
在东汉末年大厦将倾、风雨欲来之际，士大夫与官僚阶层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责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受迫害遇赦后，再度被起用为司隶校尉，虽屡经挫折，但刚直之性不改。依然执法严明，公然不避权宦。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时作恶多端，一听到李膺复起为司隶校尉，知道大势不好，于是躲到兄长的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抓住张朔，立即处斩。张让到皇帝面前告御状，桓帝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理直气壮地说：“过去春秋时晋文公抓卫成公回到京师，《春秋》上不以为非。《礼记》上说，公族有罪，虽然天子宽宥，办案的官员可以依法不从，孔子为鲁国司寇时，七日就杀了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经一旬有余，即使陛下要杀了我，也望宽限五日，等我杀了那些元凶，再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桓帝听后也说不出什么，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不能专怪司隶。后来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问其原因，众宦官叩头流泪说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曾比较唐代与明代士大夫与宦官作斗争时，其勇气远远不能与东汉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论。
令人感动的是,汉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为荣。如《后汉书·刘陶传》云：“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是说刘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贵势利推行为交易的准则。《后汉书·贾彪传》载：“延熹元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贾彪奋然去游说外戚窦武，冒死上书皇帝，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始得平息。当时还有一种会葬的仪式，最能将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愤的气氛中将同志之心相沟通，而与朝廷的黑暗相抗争。前太尉黄琼，虽然因病家居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忘怀国是，临死之前，给桓帝上书，要求皇帝从宦官专政中醒悟过来，无奈皇帝执迷不悟，黄琼最后饮恨而亡。死后，四方名士争往会葬。在低沉悲愤的挽歌之中，人们素衣白冠，会聚一起，多至六千人。这种会葬，无疑是对朝廷的抗争。名士郭泰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来后，不久郁郁死去。年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问范滂，郭泰是什么人，范滂这样回答道：“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范滂对郭泰的评价，其实正可以说汉末士大夫已有春秋战国时代士的独立人格精神，也下启人们所赞美的魏晋风度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后汉那些士人决没有宋代之后中国读书人那种迂腐的头巾气，而是犹存古代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遗风。比如李膺亲率士兵，逮捕恶棍，就地正法时的豪气，还有黄浮杀宦官子弟、暴尸街头时的刚烈性格。再如衮州刺史第五种上书弹劾宦官单超之弟单匡贪污受贿，反受单超报复，将他流放到朔方，原来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单超的外孙，第五种到了朔方，哪里还会有活路？幸亏这宦官的阴毒心计为第五种原来在高密为官时的下属孙斌所侦知，于是孙斌率侠客数人，星夜追到第五种一行，当即杀死押送的吏卒，将第五种藏于孙斌友人之家，免去了宦官的毒手。
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士与侠是不可分的。汪涌豪教授的《中国游侠史》考证了中国西周时代的士大都是指武士。他们平常为卿大夫的家臣，统御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保卫家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别。顾颉刚先生认为后世武士所以转化为文士，主要是在春秋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日渐以道德之教为本，甚至羞言军旅之事。于是战国时期，出现了儒侠分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不过儒侠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畛域，儒侠从内在精神来说，应该是相通的，这就是追求正义、公平，舍身忘死，孔子所倡导的那些士的人格追求，其实也是侠所遵守的，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杀身成仁，可以说是儒侠都追求的道德境界。据说孔子弟子中就有所谓漆雕氏之儒，有侠义之气，在当时诸侯中很有影响。故近代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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