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将蔡邕的思想与创作放在东汉末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文风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首先描述了蔡邕三次入京的经过，并以此为线索，深入分析了他的政治追求和性格特征。其次，论述了蔡邕的学术文化活动和在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再次，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蔡邕的文学成就，特别是碑铭创作的特色。最后，展现了蔡邕在汉魏文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其后，由清峻而华丽，由通脱向壮大。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显露端倪。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独断》一书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文体学成就，也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重要作家在当时执文坛牛耳，而在后世却逐渐为世人所忽略，甚至淡忘。这种现象，在历代的文学史研究中几乎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也非常复杂。除了政治的影响外，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则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这种变化的优劣是非，我们姑置勿论。但就文学史的最基本的功能而言，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还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我们所以关注蔡邕，也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希望能为蔡邕以及东汉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感性的认识。
一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十四祖蔡寅辅佐汉高祖刘邦而被封为肥敬侯。六世祖蔡勋在西汉末年为 令。他的父亲虽然官位不显，但是娶了弘农袁氏女子为妻，可见属于阀阅世家 ①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大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酷好辞章，倾心数术，精通天文，妙操音律。二十岁时，师事年已六十二岁、名重当时的重臣胡广。从此，得到了朝廷有关要人的关注。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的秋天，二十七岁的蔡邕被征召晋京。按理说，能够得到朝廷的垂青，对于蔡邕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展露才华的机会。但是，年青的蔡邕却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这次赴京，多少带有一点屈尊的意味。不久前，也就是这年的七月，郎中汝南袁著撰《诣阙上疏》，请抑损梁冀擅权。涿郡崔琦以文章为梁冀所善，崔琦出于善意而作《外戚箴》、《白鹄赋》以讽。结果两人均被梁冀所杀。八月，以帝舅之尊横行霸道的大将军梁冀终于咎由自取，招致杀身之祸。所谓有首策之功的中常侍徐璜、左 等五侯并封列侯，专权选举，从此执掌大权。他们大兴土木，在城西修建显阳苑。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就在这个时期，地震频仍，众灾屡降。一代名臣李云作《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桓帝得奏书震怒，下令逮捕李云，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认为，李云忠贞受到猜忌，上书愿与李云同日而死。桓帝愈怒，遂并下廷尉。陈蕃为此而作《救李云疏》，说明当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更严峻的现实是，蔡邕的恩师、太尉胡广因为与梁冀的关系而被免为庶人。所有这些宫廷斗争，蔡邕当然有所耳闻。蔡邕深深地感到，自己第一次被征召晋京，就已在无形中被卷进矛盾的漩涡之中。他自己也知道，徐璜等人所以有所垂顾，并非要委以重任，而是听说蔡邕擅长鼓琴，就敦促陈留太守招致蔡邕为他们鼓琴弹唱，娱宾遣兴。这对于立志“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的蔡邕来说，多少是一个讽刺。一路上，秋雨泥泞，许多贫民饥困冻饿，殒命街头。此情此景，叫胸怀大志的蔡邕百感交集，抑郁难遣。行至偃师，就再也不想前行了，于是称病而归，提前结束了自己第一次的晋京之行。
此后，他在家乡闲居长达十年之久。回乡之初，静下心来，玩味着这一年多来的是是非非，深感“利端始萌，害渐亦牙”，于是想到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客戏》、崔 马因 的《达旨》，退而撰著《释诲》来安慰自己:“心恬淡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当然，自幼受到的传统教育，使他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不交当世。一方面，他在悉心收集乡邦文献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乡贤在朝廷中的陟降。另一方面，他也在时刻留心着京城政局的重要变化，说明他没有一刻忘却现实。就在他回到家乡的这年岁末，曾为陈留人周勰写下碑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大将军梁冀专国作威，海内从风。世之雄才优逸之徒，莫不委质从命，而颠覆者，盖亦多矣。闻君洪名，前后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缙绅归高，群公事德……世路多险，进非其时，乃托疾杜门静居，里巷无人迹，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余年，强御不能夺其志，王爵不能滑其虑”。联想到蔡邕当时的处境，多少有点夫子自况的味道。翌年，作《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称颂家乡陈留所出三公，即:秦池子华、汉陈平、虞延、虞放。根据《后汉书·桓帝 纪》，这一年的七月，太常虞放为司空。这种文章，不论写作背景如何，其邀功取赏的色彩是抹不去的。三十一岁那年，尚书朱穆卒，他连续写下《朱公叔鼎铭》、《朱公叔坟前石碑》、《朱公叔谥议》等三篇影响较大的文字。我们知道，东汉桓帝时期，门阀世族逐渐形成气候。高门之间，多以名节道德相标榜，或以荣辱与共相联结，门生故吏与举主座师，多含有很深的政治利害关系。他们同声相应，竭诚相报，虽死不辞，结成了紧密的文人利益集团。其结拜形式繁杂不一，私谥即是重要的手段。蔡邕等与朱穆门生弟子私立谥议，表明他试图通过各种关系努力介入到当时的政治联盟阵营中。这一点，本文的最后一节还要详细论述。这期间，他还为太尉杨秉立碑，为恩师胡广的继母和儿子作碑文，为度辽将军桥玄作颂，虽然多是应邀而作，多少也表明了他的某种政治态度。
多年的用心终于得到回报。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桥玄转为司徒，召见幕府。由此，蔡邕第二次曲折地步入京城大门。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后来曾短暂地出补河平长，为此还写下《辟司空桥玄府出补河平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四十岁那年，蔡邕又被召回京城，出任东观著作。此后六年在京城度过，这是蔡邕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最重要的事件，或者说是蔡邕的最大功绩，就是极力倡议刊刻熹平石经，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影响极为久远。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为《东观汉记》续补《十志》。然而，《十志》的撰著尚未告竣，蔡邕就被赶出了京城。当时的政治背景比较复杂:汉灵帝熹平年间，雷霆疾风，频繁发生。地震、陨雹、蝗虫之害，连绵不断。加之鲜卑犯境，役赋及民。熹平六年（177）七月，蔡邕作《上封事陈政要七事》，言辞恳切，按迹可寻，得到了灵帝的重视，朝廷也为此作了某些变革。但是这种重用持续的时间很短，情况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熹平年间，灵帝立鸿都门学，“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② 此事，受到蔡邕等文化名人的反对。《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就对于灵帝重用那些浅陋文人表示过不满:“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这段话表明，蔡邕对于鸿都门学“甚贱之也” ③ 。只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冲突。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灵帝秘密诏问蔡邕，要他“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蔡邕作《对诏问灾异八事》，指陈时弊，笔力雄健，结果遭到宦官曹节、尚书令阳球等人的嫉恨，被诬告远黜，全家都被流放到今天内蒙古包头西北的五原安阳县。尽管卢植等大儒为之请命，幸运地保全了性命，而远徙边地没有商议的余地。第二年四月遇赦，本可以返回故郡，只是由于性格的倔犟，无意中又得罪了中常侍王甫之弟王智。新仇旧恨，蔡邕自知祸将难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长达十二年之久。第二次京城生涯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这一年，蔡邕四十七岁。
此后十二年间，蔡邕往返于吴会、泰山之间，依靠朋友亲家的接济，苟全性命于乱世。尽管如此，我们发现，他依然和京城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譬如，现存桥玄碑、杨赐碑、刘宽碑、陈 碑等就作于这个时期;同时，他还曾向大将军何进推荐过边让等等，说明他还是在作着积极的准备，渴望重返政坛。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机会终于来临。这年四月，汉灵帝刘宏死。少帝刘辩即位。太后临朝，后兄何进谋划杀戮宦官，由于策划不周，反被宦官占尽势头。何进被杀后，宦官张让、段圭等劫持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杀张让等。五凉军阀董卓带兵攻入洛阳，九月，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董卓自命为司空，闻知蔡邕高名，招他入京。这次政坛巨变，如同三十年前粱冀被杀，徐璜、左 等五侯执掌大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蔡邕当然深知“世路多险，进非其时”的道理，所以故伎重演，称疾不就。但是，董卓可不是徐璜、左 那样比较好糊弄。闻知此讯，军阀本性勃然暴露出来，他大骂蔡邕:“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命令州郡迫使蔡邕到任。不得已，蔡邕第三次踏入京城大门。史载，蔡邕到任后，“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这是蔡邕政治生涯 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但是，令人叹惋的是，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初平三年（公元192），董卓被杀，王允总理朝政。在一次无意之中，蔡邕为董卓被杀表示了一点恻隐之情，而被王允所杀。时年六十岁。蔡邕被杀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一声叹息，据李慈铭的研究，更多地是因为其私议宗庙，媚卓轻汉 ④ 。这种推测或许不无道理。
从上述蔡邕经历来看，其三次入京，有两次是被迫的。第一次，他拒绝了徐璜、左 的邀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第二次入京，因为怒斥曹节、程璜、阳球等近臣达官而险遭杀身之祸。作为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又生逢乱世，蔡邕确实有着太多的感慨，他所撰写的《吊屈原文》抒发了这种怀才不遇的愤慨与无奈，与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广骚》等在精神上确有其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
《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商（殷）芸小说》:“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这当然是不足凭据的小说家言。不过，这个传说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人们对于蔡邕的博学与才华的充分肯定。《后汉书》本传说:“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从蔡邕的学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看，这段记载并没有溢美的成分。
蔡邕的博学，集中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奏议刊刻熹平石经，二是续补《东观汉记·十志》。刊刻石经的确切年月见《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 石单 、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李贤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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