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未定草》）。《北堂书钞》一百九引蔡邕《琴赋》:“一弹三欷，凄有余哀。”《古诗十九首》:“一弹再三叹，悲叹有余哀。”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蔡邕与两汉乐府诗的研究更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譬如，《琴赋》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古代琴曲名目，《琴操》中均有所论及。而《宋书·乐志》还记载了蔡邕对于乐府诗的分类等，说明蔡邕对于乐府诗深有研究。又譬如《文选》中收录的古辞《饮马长城窟行》，《玉台新咏》题作蔡邕，《蔡邕集》也收录此作。联系到蔡邕的音乐才能，并从文风上推测，这首诗归属于蔡邕似更为适宜。这说明蔡邕自己也有创作实践。他的散文创作，四十六岁流放朔方之后所作的《上汉书十志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篇作品见《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征引。严可均题曰《戍边上章》。文中主要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为《东观汉记》续补《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侯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其一，恳请朝廷给一次机会，完成《汉记·十意》的编纂。其二，希望自己的罪过不要牵连到叔父蔡质。《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引录蔡邕作《与人书》称:“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居则侍坐，食则比豆。”这里所说的叔父就是蔡质，后来，是蔡质推举蔡邕出任郎中的。此次蔡邕被贬，无可避免地牵连到了蔡质，这是蔡邕深感歉疚的地方。文章披肝沥胆，委婉细腻，颇近似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置诸中国散文名篇之列当毫不逊色。
四
在汉魏文学风尚转变过程中，蔡邕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其后，由清峻而华丽，由通脱向壮大。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独断》一书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文体学成就，也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
《后汉书·党锢传》载:“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 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研究东汉政局变化的学者，对于这段文字耳熟能详，他们将这些党人视为清流，甚至视为正义的化身 ⑨ 。其实，在我看来，影响汉魏政坛变化的所谓党锢之争，虽有清流、浊流之名，但就其实质而言，是统治阶级内部高门大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一次权力较量，不能用简单的是非标准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文人政客，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结成不同的政治集团，在东汉后期，愈演愈烈。唐代马总《意林》引曹丕《典论》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当时党争的实质。作为一个文人，蔡邕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就其立场而言，他是站在了汝颍豪门大族的一边，站在了党人的一边。《后汉书·党锢传》中述及的众多名士，很多与蔡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八顾”之一的羊陟，就是他的亲家。郭林宗、度尚、虞放等又是他撰写碑文中的主人公。我们注意到，现存蔡邕碑文，往往为一个座主撰写好几方碑文，如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为朱穆撰写《朱公叔鼎铭》、《朱公叔坟前石碑》、《朱公叔谥议》等，就是应门生故吏的邀请而作。与其说是纪念死者，毋宁说是为活者而写。故桓范《世要论·铭诔》云:“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这当然是就极端现象而言。但是，东汉以来碑铭的写作，确实也染上了浓重的结党营私的色彩。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某一重要人物死，碑文多方，如桥玄碑、杨赐碑、陈 碑等均如此。《三国志·桓二陈徐卫卢传》注云:“（陈） 字仲弓。……灵帝崩，何进辅政，引用天下名士，征 ，欲以为参军，以老病，遂不屈节。”蔡邕三次为之作碑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党人在当时影响力之大。但是，曹操当政以后，党人实际上已经归于失败。豪门贵族之夺权，首先从理论上、从制度上打开缺口。黄初年间，以陈 的侄子陈群为核心人物，以傅嘏、钟会为羽翼，为曹丕制定九品官人之法，恢复对大姓望族的重用制度，为司马氏父子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夺权铺平了道路。这当然是后话。
由文人利益集团进而转变成文人创作集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特别迁都长安以后，蔡邕在朝中实际居于文坛盟主的地位，所以才会出现《三国志》所说的“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的局面。在蔡邕的周围，云集了许多重要的学者作家，是继马融、胡广之后形成的阵容最为豪华的京城贵族文人集团 ⑩ 。
汉末先后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地方文人集团，大多与蔡邕有重要关联。譬如以刘表为核心的荆州文人集团，初形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受诏为荆州刺史，结交当地豪族，成为当时文化中心之一。据《刘镇南碑》记载，当地豪族士人蒯越、蔡瑁等“南抚衡阳，东绥淄沂，西靖巫山，保义四疆”。刘表并无雄心大志，但在抚定民心方面时有不俗的表现;加之他本身就具有学者作家的双重身份11 ，因而颇具有号召力。《后汉书》本传记载其“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仅关中一地，汉末战乱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从此至建安十三年约近二十年间，荆州成为汉末之一重要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有文学作品传世者如祢衡、王粲、繁钦、邯郸淳、诸葛亮、傅巽等文学家，学界名流如赵岐、和洽、刘 、杜夔、刘巴、宋忠（衷）等，均云集于荆州，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诚如王粲所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12 蔡邕随献帝迁都长安，任左中郎将，名重一时，车填巷陌。十四岁的王粲正寄居长安，《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这些书籍文章有多少呢?《博物志》卷六记载说:“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13 三年以后，王粲就是带着这些图书来到荆州，成为荆州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的。
荆州归降曹操后，许多重要文人又都转至邺下，推动了建安文学风起云涌的发展。邺下文人集团与蔡邕的关系更为深厚。曹操与蔡邕可谓世交。《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六引曹丕《蔡伯喈女赋》曰:“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奴十二年，“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14 文姬归汉以后，以曹丕为首的文士同题作赋。建安七子中，孔融与蔡邕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后汉书》本传记载说:“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 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在创作上，孔融也以蔡邕为圭臬。《文心雕龙·诔碑篇》记载，“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洽足采，亦其亚也。”前引《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还记载阮也“少受学于蔡邕。”裴松之注引《典略》称路粹“字文蔚，少学于蔡邕。”蔡邕死后，阮为之立庙15 。可见邺下文人集团中的重要作家多与蔡邕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深受蔡邕的影响。
再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但是，蔡邕的《青衣赋》，已经表现出艳丽的色彩，因而引起了时人张超的不满，在《诮青衣赋》中称其“志鄙意微”，不足称道。这种非议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蔡邕的思想与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义正辞严地建议灵帝“志其大者”，尽忠匡辅，竭力维持着两汉的文化正统:另一方面，又顺应时代的潮流，驰骋才华，搬衍丽藻。这种矛盾集于一身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蔡邕作为时代交替时期的过渡人物的历史特点。在创作上，蔡邕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博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的演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述行赋》有“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颓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而不阳”等句，曹植《赠白马王彪》中的“修板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纾”等诗句就可以看到影响的痕迹。《艺文类聚》四十七所引《协初赋》:“其在近也，若神龙采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立若碧山亭亭竖，动若翡翠奋其羽。众色燎照，视之无主。面若明月，辉似朝日，色若莲葩，肌如凝蜜。”这与曹植《洛神赋》中的“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遥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等文句，又何其相似。唐代马总《意林》引《通语》曰:“才贵精，学贵讲。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庶几也。”正是看到了从汉魏转变过程中，由质而文，再到文质相兼的转变过程。黄侃《中国文学概谈》“就中国文学占有势力者”中，秦汉时代仅列蔡邕一人，称“《史记》、《汉书》，尚未纯粹。质言之，班较胜马。至《汉书》以下之文，陈陈相因，四字一句;此种体裁，实出于议碑。而议碑则以蔡邕为主，其后范蔚宗以碑为史，韩退之以史为碑，盖范受蔡之碑版影响也”16 。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蔡邕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后汉书》本传说他“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文体。特别是《独断》一书，更是秦汉文体学研究的总结性论著。因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我们已在《〈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17 一文中给予详细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注释
①蔡邕后来又与泰山羊氏联姻。而泰山羊氏也是汉魏时代的高门大族。参见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收在《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②见《后汉书·蔡邕传》。案《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即见此传。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其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甚贱之也。”《文心雕龙·时序》亦有类似见解。
④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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