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 石单 、议郎蔡邕名。”又《宦者·吕强传》:“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⑤ 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此巨大之工作，起于熹平四年，讫于光和六年（《水经注》言光和六年，当有所据，疑是刻成之年载在碑文者），凡历九年而始告成。”据马衡先生考证，熹平石经收录凡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二传（《公羊》、《论语》）。具体为:《周易》，京房;《尚书》，欧阳;《诗经》，鲁诗;《仪礼》，大戴;《春秋》，公羊;《公羊》，严氏;《论语》，鲁论 ⑥ 。蔡邕很早就有续补《东观汉记·十志》的志向。《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十意》，据李贤注:“《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上汉书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至十一月间事，此后流亡在外，离开了东观。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东观事当在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这也就是蔡邕正式编纂《东观汉记·十意》的开始。而且据《后汉书·律历志》载光和二年灵帝敕书中“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来推测，《十意》是受命编纂的。《十意》，《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知其早已亡佚。今天所见《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佚文，可以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独断》相互参照，是研究秦汉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蔡邕的才华在音乐、书法乃至绘画方面更是有着过人的表现。《后汉书》本传记载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可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据《南齐书》卷二十六记载，此琴传至江左，在主衣库，皇帝敕五日一给殷仲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伏滔《长笛赋叙》:“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老，云蔡邕之所制也。初邕避难江南，宿于柯亭之馆，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音声独绝，历代传之，以至于今。”此外，亡命吴会期间，收集整理的《琴操》至今流传 ⑦ ，是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的重要文献。
蔡邕擅长于书法绘画。熹平石经的题额就出于蔡邕之手。《魏书·江式传》:“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此外，他还创立了所谓八分体，精妙入神，唐宋典籍多有记载。宋代周越《古今书苑》记载蔡文姬的话说:“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张怀 《书断》记载说:“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又善音律，明天文术数灾变。卒见问，无不对。工书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真异能之士也。……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明，亦工书。”根据启功先生的研究，所谓八分，实即后世真书的雏形 ⑧ 。
《太平御览》七百五十引孙畅之《述画》曰:“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像于省中，又诏邕为赞，仍令自书之。邕文、画、书，于时独擅，可谓备三美矣。”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赵岐、刘裒，蔡邕、张衡等并列为汉代重要画家，可惜他们的真迹均已失传。
三
在蔡邕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中，其碑铭的创作无疑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被时人及后世视为一代大手笔。《文心雕龙·诔碑篇》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这里依次论及了蔡邕撰写的《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等，将其视为蔡邕碑文写作的代表。
《太尉杨赐碑》凡四篇，是蔡邕五十三岁时的作品。第一碑，严可均辑自旧本《蔡邕集》。后三碑，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蔡邕集》分别题为《汉太尉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等，其内容大同小异。按《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赐赠东园梓器 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据此，则四文并作于汉灵帝刘宏中平二年（公元185年）。《陈太丘碑》凡三篇，是蔡邕五十四岁的作品。其一见《文选》卷五十八，题曰《陈太丘碑文》，是应河南尹种拂之请而作。另一篇张溥题曰《文范先生陈仲弓碑》。第三篇作于中平五年。据《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中平四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而据碑文，陈 卒于中平三年，传作四年，误。据《傅子》记载，当时会丧者多达三万余人，场面之大，不难想见。《郭有道碑文》见《文选》卷五十八，题曰《郭有道碑文》，是蔡邕三十七岁的作品。文称:“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王利器《郑康成年谱》谓其卒于建宁四年。其根据就是建宁二年正月无“乙亥”日，四年正月十四日为乙亥。而各种《文选》版本所收蔡邕碑文均作建宁二年正月乙亥。乙亥，也许是乙卯或乙丑之误。《太傅胡公碑》凡三篇，是蔡邕四十岁时的作品。三篇文字略有不同。严可均并题作《太傅胡广碑》。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熹平元年春 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可与三篇碑文相互参证。
我们知道，对于汉碑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考释开始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赵明诚《金石录》等发端起例，辑录辨析，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踵武前贤，集其大成。近世汉碑的发现，有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及高文《汉碑集释》等，将汉碑文献网罗殆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读过之后，我们发现汉碑大多有这样几个相近的特点:第一，叙事非常简略。第二，文字古朴乏彩。第三，格式大体定型。这种模式的形成自有其客观的原因。碑板上的文字，倘若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势必给镌刻者带来更大的难度。因此，碑文尚简自是题中之意。但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蔡邕生活的时代，以浮华相尚，以雕丽为文，已经成为文坛的主流。蔡邕的碑铭创作自然也不免染上浓重的时代色彩。譬如在行文中有意隶事用典，遣词造句注重对仗工整。刘勰所称赞的《太尉杨赐碑》和《郭有道碑》就是这样典雅工丽的典范之作。《太尉杨赐碑》的特点是“骨鲠训典”，即以《尚书》中的《尧典》和《伊训》为全文的骨干，显得典雅庄重，与简单的叙述传主生平事迹的传统碑文区别开来，具有了神圣典雅的风范。刘勰称颂陈、郭碑文“词无择言”，择言，即败言。《后汉书·郭泰传》:“蔡邕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所谓“无愧色”，我的理解，即在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实感，没有藻饰，没有矫情，更远离了虚伪。《后汉书·郭符许传》记载;“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竹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学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在蔡邕的心目中，郭泰就是这样的“神仙”，所以碑文盛称郭泰“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器量弘深，姿读广大”。“砥节厉行，直道正辞”等。蔡邕认为这些评语气韵天成，恰到好处，故“无愧色”。胡广是蔡邕的老师，在《蔡邕集》中有好几篇碑文与胡广有关，先是为胡广的继母、胡广之子作碑文，极尽赞美之能事。胡广与左雄就察举事情上曾有很深的分歧。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胡广认为应该广开门路，不必有所限制。但是灵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议，胡广为此左迁汝南太守。这段背景，蔡邕有意避而不谈，刘勰以为“清允”或指此而言。此外，《太尉桥玄碑》称赞桥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其拔贤如旋流，讨恶如霆击”。对仗工整，词采华丽，可以用刘勰的话来概括:“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
蔡邕的铭赞，以三十七岁时所作的《黄钺铭》为代表。本文最早见于《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五，题作《鼎铭》。文称:“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杪，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迨兵诛，淫衍东移。高句丽嗣子百固（《后汉书·东夷列传》作“伯固”）谋逆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西府表桥公昔在凉州，柔远能尔，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阳，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征拜度辽将军”云云。其中有“ 事三年，马不带镢，弓不受驱”之语，根据《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记载:“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延熹）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后汉书·西羌传》:“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据此，西羌等叛乱时在永康元年，则桥玄之被授予度辽将军当在本年。碑称;“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介士斯休。”寥寥数语，剀切犀利，可谓义正辞严，所以《文心雕龙·铭箴》说“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案《尚书》中有《尧典》和《大禹谟》，刘勰认为蔡邕的铭文如同他的碑文一样，也出入于经典，义典而柔，文约而美，具有 博雅的特点。
蔡邕的诗歌、辞赋、散文创作，均有上乘之作。蔡邕第一次踏上仕途、失意而返时创作的《述行赋》可推为辞赋代表。《述行赋》序云:“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 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序中记叙的背景，前边已经所有交待。由此，我们知道这篇作品实是有感而作。文中称:“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这种描写，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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