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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星占律算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极大。南北朝时一般随军打仗都会带着太史令。比如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崔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太武帝乃下决心，亲率轻骑袭夏都城（《魏书.崔浩传》）；金海陵王欲南侵时，频频向天文官问询“天道如何？”；明洪武十六年二月，月犯毕宿，仅仅因为该天象主“有边兵之急”（李淳风《乙巳占》），太祖即遣使谕辽东都指挥多方警备，并运米四十万石渡海，发步、骑数十万屯北平等地。清代督抚奏事时，大都选择吉日呈递奏折，以至每逢“不宜上册表章”之日，空得要死，嘉庆只好在二十二年下谕说“近日遇闭、破之期，竟全无奏折，遇成、开之日，数省之折汇齐呈递，朕检阅时宪书，其日必系良辰，甚属可笑可鄙……著通谕内外各衙门，嗣后遇有应办之事务，各迅速办理，一经办竣，立即具奏，毋得仍前拘忌选择良辰。”
西汉战事频繁，天人感应氛围浓厚，武帝时代“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史记.龟策列传》）汉宣帝神爵元年，老将赵充国奉命讨西羌，在金城相持甚久。宣帝以天象利于出兵，下诏促战：“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但赵充国上书谢罪，拒绝宣帝以天象干预，坚持按照既定计划，大破西羌（《汉书.赵充国传》）。像赵充国这样的人是很酷的。
北宋嘉祐年间， 修东华门，天文官上言“太岁在东，不可犯”，宋仁宗回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邵博《闻见后录》）。宋仁宗很酷的。
明万历五年，皇太后命钦天监为皇帝大婚择吉期，由于皇后王氏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岁生，大利月为六月和十二月，钦天监建议在十二月行礼，宰辅张居正认为皇上今年十五岁，如果等到来年十二月“于事体未便”，如果今年十二月就结婚，又太仓促了，于是奏曰“臣等窃惟帝王之礼与士庶人不同。凡时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尽验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阴阳选择之说，凡有举动，只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者，即为之，未尝拘泥时日，牵合趋避，然亦往往误蒙天幸，动获吉利。况皇上为天地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百神皆将奉职而受事焉，又岂阴阳小术可得而拘禁耶?”（《奏请圣母裁定大婚日期疏》）于是皇太后裁定在翌年三月以前成婚。张居正是很酷的。
宋代名儒邵雍出行时一般不择日，但是若有人告之以不利，则不行，他的理由是“人未言，则不知；既言，则有知，而必行，则鬼神敌也。”邵雍是比较ws的。
中国古代从汉到元，平均三十年就要改历，（可能因为水平不行了吧）明初《大统历》因袭元《授时历》两百七十多年都没有改历，成化（1465－1488）以后，预推交食已经不准了。万历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南京北极阁的天象台，惊讶地发现钦天监测天仪的极轴竟然偏离天极三度多，而中国的天文官员却矒瞆莫知。利玛窦敏锐地发觉到天算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建议耶稣会多多派遣天算高手来华。1586，教宗Sixtus发表训谕“只有上帝知道未来，即使魔鬼亦不可能预见”，明确谴责占星术，禁止卜算个人运命的天宫图（horoscope），1631年，教宗Urban VIII重申该训谕。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一度垄断了钦天监的要害部门，但是钦天监的传统司职不仅仅是纯天文学的，还包括很大一部分术算、星占、选择的内容，这令耶稣会士十分头大。汤若望（Johann A.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对于中国国情入门可能比较快，比如顺治九年达赖喇嘛将入朝，汤若望上奏“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与大学士洪承畴及陈之遴共同以天变示警为由疏谏，终于使皇帝决定不亲至关外迎接。相比较汤若望的活学活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就太过老实了。康熙七年，上命钦天监选起建太和殿的日期，杨光先等就攻讦南怀仁“历法关系选择，今南怀仁不习选择，则是南怀仁之历法有何用乎？”南怀仁只好回奏“选择较历法最易，故知选择者甚多，由此可知历法重且要于选择。[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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