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筠的文学创作活动与萧梁立国相始终，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作为昭明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命运也随着梁代政治的变迁而时有起落。王筠在唱和诗创作中确立了同韵自和方式；在闺情题材方面与沈约、萧统的风格接近，具有语言清丽、音声婉转、风格柔婉细腻、长于经营末句的特点。其“一官一集”体是按任官顺序编定编年体系列文集的典范，开创了文集体例史上的一个重要类型。

　　关键词：梁代；王筠；生平；“一官一集”体；诗文辑录；强韵
　　
　　梁代文学家、书法家王筠字德柔，一字元礼，小字养，法号慧炬，生于齐建元四年(482)，卒于大宝元年(550)侯景乱中。他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开始文学创作，秉承永明文学流风遗韵，驰骋文坛54年。王筠积极实践永明声律理论而得到沈约赏识，后来又深得昭明太子礼敬，其创作与萧梁立国相始终，经历了梁代文学的主要发展阶段；又与帝室、高门贵族、上层僧侣及众多文学家有复杂的姻戚与师友关系，同时作家罕有其例。了解王筠，对深化梁代文学及古典诗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仕途人生与文学历程
　　
　　王筠今存诗文仅67篇，创作背景和系年多不可考，但《梁书》有传，结合相关史料，能够大体了解他与梁代政治和文坛的依违关系。
　　自天监三年(504)起家，至普通元年(520)丁母忧去职，是王筠入仕后的第一个阶段。此前他已享有文学声誉，“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23岁释褐为中军临川王宏行参军，迁太子舍人，侍从幼年的昭明太子，踏上近30年的追随历程。天监六年，任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主簿，参与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论战；随着沈约迁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又除尚书殿中郎，与之建立起密切的文学交往。此数年间，王筠在府、宫、朝之间不断迁转，关键即是文学。殿中郎用人首重文学，梁武帝曾指出：“此曹旧用文学，且居鹪行之首，宜详择其人。”但因职非清要，素为琅琊王氏所轻。王筠态度却很积极，传曰：“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他引陆机、王坦之故事为受职依据，倾向于以文华著称的陆机，所谓“何所多恨”显示出他作为文人的价值取向。
　　天监九年六月，吴均随建安王赴任江州时，王筠与萧子云为之送行，吴均作《酬萧新浦王洗马二首》以留别，时王筠已任太子洗马。洗马掌文翰，既需文学素养，也用以积累官资。王筠在10年中已迁至太子中舍人，掌东宫管记，地位不断攀升，本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可见王筠在入侍东宫数年后，已成为昭明集团的中坚。更因文学追求的接近，尤得沈约激赏，时王筠为其郊居阁斋作有《草木十咏》，并受邀鉴赏《郊居赋》音律之妙，因表现突出，成为沈约眼中独步一时的晚来名家。随着王筠陪侍宫朝宴游活动的频繁，其文学才能也得到梁武帝的承认。天监十三年十二月六日，释宝志卒于建康，武帝于十四年八月将其葬于钟山独龙阜开善寺，并敕“王筠勒碑文于寺门”，时王筠已迁为中书郎。另外，王筠在天监十三年至普通元年十月间又曾以中书郎兼湘东王绎府国郡事。此期累官至太子家令，复掌东宫管记，直到母亲亡故。16年间，王筠累佐强藩，侍从东宫，又自尚书至中书，在40岁前班升七阶，仕途平顺，虽居官不高，却职属清要，尤其在文学方面比较活跃。但在政治上与晋安王萧纲却始终未见关联，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王筠仕途的第二个阶段以居丧复起始，至出守临海被讼落职终，历时10年。普通六年(525)，王筠以吏部郎复职，约在大通初(527)迁太子中庶子，再人为昭明僚属，又相继领羽林监及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迁司徒左长史。就在此时，变故突降，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王筠为哀册；丙申立萧纲为太子，七月乙亥临轩策拜，政局的重大转折令玉筠的人生随之发生变迁。王筠入侍东宫以来，主宾融洽，备受礼敬，故在昭明卒后，尚被敕撰哀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萧纲继立，王筠自东宫出守临海，人生走入低谷，诗风在圆转流美的追求上流露出“穷而后工”之貌。王筠此前历事临川王宏、豫章王综、湘东王绎，但普通六年豫章王叛魏，次年临川王薨；昭明卒时，湘东王年方弱冠，故当东宫易主时，王筠的政治基础已经崩溃。昭明逝后，萧纲排斥王筠的迹象甚为明显，如中大通后期完成于湘东王雍府的《法宝联璧》一书就与王筠无关，而参撰诸臣中不乏昭明旧属，且王筠尚是佛徒；其在中大通五、六年间还朝时，又因侵刻被劾。自大同元年王筠二次复起至萧纲即位前，始终未能再入东宫。临海属扬州，至中大通三年六月，扬州刺史仍是萧纲，王筠出至临海，显为萧纲之意，种种迹象都应是王筠与萧纲长期疏离隐患爆发的结果。但应指出，王筠存诗中仍有与萧衍、萧纲父子在中大通三年九月相与唱和的三首作品，将新主旧臣再次联系到一起的媒介仍是文学，只是与新太子集团之间的隔阂尚有待于消除。因此，他在《早出巡行瞩望山海》一诗中流露出飘零落寞的心理，五年秋所作《和刘尚书》一诗仍惆怅不已，六年中所作《答元金紫饷朱李》、《摘园菊赠谢仆射举》尚具明显的干谒意味，在其诗中都很特别。
　　王筠在大同元年(535)二月二次复起，走过一段较为畅达的仕途之后，于侯景之乱中惨淡谢世。这最后的16年是王筠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但连绵的战火将他的成就永远尘封在久逝的历史之中。王筠先复起为绍陵王纶长史，萧纶三年正月出任江州刺史，王筠方出府迁秘书监，随后历太府卿、度支尚书，数年间已渐近权力中枢。大同七年，这一不断上扬的升迁之旅又遇到了一次挫折，萧介出任侍中，阻断了王筠的入相之路。至再徙为光禄大夫，复迁云骑将军、司徒左长史时，巳至中大同元年(546)。太清三年(549)五月，萧纲即位；六月立长子宣城王大器为太子，以王筠为詹事。太子詹事为东宫职僚之首，任总宫、朝，是王筠一生居官的顶峰，依当时情势，虽有临危受命意味，亦只是备位而已。大宝元年，有盗夜入其宅，王筠因惊惧坠井而卒，终年69岁。晚年的王筠完成了其100卷文集中的40卷，分别编成《太府》、《尚书》二集；但《太府集》10卷已不见于《隋志》，《尚书集》30卷也仅存4篇诗文，其成熟期的文学成就遂不可复睹。
　　
　　二，“一官一集”与诗文辑考
　　
　　文集体例不仅是作品的编排方式，更是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性质与过程的理解与记录方式。王筠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是确定了以仕历为断限，按任官顺序编定系列文集的体例，即“一官二集”体，依此编成的8部文集，包括《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10卷，及《尚书》30卷。其意义是突破以文体类型为撰集标准的作法，在“一官一集换头衔”的架构下，以任官的时空线索编集作品，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间建构起作家的创作编年史，使文集成为一生居官为文之迹的记录，这是文集体例史的创新。
　　文集编集体例起于梁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叙称：“集始于东汉。……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胱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上举诸集除主筠外，以文体类型为主要编撰方式，或为全集与选集；或为后人补辑，多无编年特征。只有江淹前、后集是各录建元初以前与永明以后诗文而成才有大致的时间区分。因此，主筠按“一官一集”原则编成的8种文集是一个更大的发展，它对创作历程的划分更细致，体现的变化更清晰，自觉意识更强烈，正如宋祁所云：“每官各为一集，独有王筠。由是而观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王筠集更是一部梁代文学编年史，它的散佚不仅是王筠的损失，更是梁代文学研究的损失。“一官成一集，诗学源流正”，这一创举引来历代追随，以对《临海集》的模仿最突出，用所经历或任官地名取代官名为命集之例，使文集的编年纪行特征更鲜明，“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河头”，一生行迹，开卷了然。如《浩然斋雅谈》卷上：“坡翁谓陈师仲曰：‘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合于此体的，唐人有郑谷《云台编》、《宜阳集》二种，《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云台编》提要称其“乃随时裒订，分帙各行者”；宋人仿效最夥，杨亿“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皆属此类；杨万里有《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等9种，是仕途迁转记录与诗风变化之迹的结合，即“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范成大也是一个显例，“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包括《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及《吴船录》等，有“一官一集之传远，尚得垂身后之名”的称誉。徐铉《骑省集》与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第三集》，以及陶弼《邕州小集》、陆游《剑南诗稿》、洪皓《鄱阳集》、董嗣果《庐山集》与《英溪集》等皆属此类，沿至明清，足见文人对此体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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