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道家思想中，无论是追求“空灵”“玄逸”的庄学还是崇尚“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黄老，其学说都表现出与王权主义的某种契合。虽然道家思想相对于专制王权所先天具有的缺陷决定了其最终将必然为儒家所取代，但道家思想的精髓与儒家及其他思想的“合流”共同为王权主义打造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王权主义； 道家； 庄学； 黄老学说； 合流

　　 所谓王权主义，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1]它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即专制王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枢和支配力量。这必然影响并体现在以政治为终极归宿的传统思想当中，刘泽华先生就认为，王权主义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目前，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与王权主义间的关系已多有著述，而同样在传统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道家思想与王权主义的分析则鲜有论及。本文拟从道家思想的两分性入手来探讨其与王权主义的复杂关联，从中发掘传统思想的王权主义本质。
　　
　　一
　　
　　道家思想以老子及其《道德经》为本源，分别衍生出黄老学和庄学。黄老学以齐国稷下道家，楚地黄老之学为代表，重点阐述君主驭人治国的政治技巧，即“君人南面之术”。庄学则以庄子、杨朱、列子为代表, 注重道的内在体悟和个人修养境界的提升。两者在价值趋向和内容表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却都与王权主义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都体现出某种程度上与王权主义的内适性。
　　 黄老学说作为从老子学说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道家学派，在齐宣王时就盛行于世，在西汉初年更是成为治国经世的主流思想，其与王权主义存在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
　　 其一，庄学和黄老学说都强调“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2]，但前者倾向于治身而后者却侧重于治国，摒弃了庄学消极遁世的思想，代之以积极的处世态度，“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3]。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本质就是以“群臣并至，使各自明”[4]的“臣道有为”来实现“君道无为”，这对王权主义的巩固是大有裨益的。王权主义虽然以君主作为权力的唯一终端，但其衍生和发展却离不开官僚集团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权的行使正是通过各级官员才能得以实现，“明君治吏不治民”充分说明一只精明能干的官僚队伍是确保王权支配社会的关键。秉承黄老思想的政治家在“天、地、人”一体观的思想指引下“清虚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尽智力以善其事”[5]，有力推动了王权社会政治统治的有序运行。
　　其二，王权主义作为庞大而完备的体系，其存在和发展需要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支持（没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支撑，王权的巩固和行使将异常困难，亦难以形成王权主义）。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对王权主义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混乱的政局、凋敝的经济则会危及王权的根本。黄老学说在政治上推崇清净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6]这种奉行与民休息，各安其分的政策保证了政治的稳定，鼓励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能极大缓解由于社会动荡而对王权形成的挑战，因而极易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人民的支持。
　　其三，黄老学说以道家为主体综合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从而具有一种超然的优势地位，更适于王权统治。首先，黄老学说吸收儒家和法家精髓，提出一系列的主张。《淮南子·泰族训》说:“仁义者,治之本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 黄老帛书也有“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的说法，同时，黄老学说又强调法的作用及其与道之间的关系。《经法·道法》云：“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于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兵政》曰:“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在此基础上，黄老学家阐述了“刑德相辅，德重刑轻”的思想；其次，黄老学说吸收了墨家的兼爱、“强本节用”、尚同、尚贤、“天志”、“非命”、非攻、义战等思想, 并加以发挥改造, 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农业生产、“行俭省欲”等思想；再次，黄老之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以自然的阴阳五行附会于人事来解释国家的治乱兴衰，又与养生之术相结合以影响统治者个人来实现政治构想，这种合流直接导致了道教的产生。因此，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 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主流统治思想的不二选择。
　　庄学乍看之下，其意旨与王权主义背道而驰。庄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他所关注的是个人精神生命的扩展，即如何将人的生命提升到一种崇高的宇宙生命中去寻求意义。其脱离政治，飘然出世，专注于心性修养的特征似乎与王权主义毫不相干。然而，透过庄学的虚无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其与王权主义的被动契合。
　　王权主义强调君主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把握着必然之理，拥有独特的尊崇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8]。与王的绝对支配地位相比，臣民是卑贱的，各安本分即可，至于国家政治，自有“肉食者谋之”。这在客观上倾向于营造一种阿尔蒙德所说的“地方性的政治文化（p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即个人对政治系统自身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近乎于零。事实上，民众对政治的疏离和冷漠确实是得到统治者的默许和鼓励的，与其“不合时宜”地“入世”，不如任其“出世”。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等学说恰恰宣扬的是这样一种出世的思想。此外，在庄子看来，民之所以“争旧于利，不可止也”[9]，原因正在于追求所谓的圣知而迷失了本性，“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10]“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11]，“圣”和“智”都是惑乱天下的主要原因，一切人为的制度和道德都是统治人民的工具。为此必须“绝圣弃知”，“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12]。然而，重回“至德之世”（原始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悖，庄子所追求的空灵而虚化的“出世”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产生“独曳尾于涂中”的隐士而已。从整个社会来看，这种消极的思想在本源上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表现出被动的契合，玄奥而飘逸的修身之道实际上弱化了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官僚阶层的政治意识，造就的远非“真人”，而只能是伏在君主脚下的顺民。这虽然不是庄学刻意营造的效果，但确实有利于王权的强化和稳定。另外，庄子的《天地》、《天道》、《天运》等篇所阐述的政治思想与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与王权主义也存在一定联系，因此片面强调两者间的完全对立有欠公允。
　　
　　二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思想虽历经千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的黄老之学甚至作为统治思想登上过政治舞台。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道家思想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主轴，认为道家思想是“官学”的说法更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道家思想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与王权主义契合，而黄老之学统治地位的形成更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原因有二：其一，西汉以前实际并不存在可作为“官学”的统治思想，包括先秦儒学在内的诸子百家，其学说远未成熟，没有一种思想具有超然的地位，这给黄老之学的“上位”提供了契机；其二，西汉初年的社会状况（战争初息，人心思定，经济凋敝，亟需恢复）为黄老之学的适用准备了最佳的外部条件。从这两点来看 ，黄老学说的统治地位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就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道家思想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难以摆脱被统治者边缘化的命运。究其缘由，中国古代社会呈现出极其浓烈的王权主义特征，而道家思想从根本上说对王权主义的作用有限，甚至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矛盾。
　　第一，道家思想不利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建立。王权主义的重要制度体现便是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需要地方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地方行政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决策，这在客观上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去保证其实现。而道家是理念治国，缺乏制度的建构，其哲学出发点也是“无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3]，“治大国，若烹小鲜”[14]。这种治国态度显然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相违背，不利于权力的集中和权威的彰显。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对诸侯王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致使其势力日益膨胀，甚至引发了叛乱。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文帝六年淮南王谋反，其他诸侯王也都是“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15]中央集权难以为继的同时，王权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令统治者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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