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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时间:2009-8-8 16:45:31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近期文学研究中围绕“本质主义”产生的争论,进而提出另一种称之为“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式。本文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在关系主义的视野之中,无论是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之上一些著名概念还是文学经典都将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同时,研究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客观观察点。

关键词 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 关系主义 文学性 文学经典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震荡持续不已。这一段时间,一个术语频频作祟——“本质主义”。围绕“本质主义”展开的论争方兴未艾。可以从近期的争辩之中察觉,“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了他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的门坎。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福柯的谱系学如同天方夜谭,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名不符实的标签……总之,“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本质”。初步的理论训练之后,许多人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本质”奉为一个至高的范畴。从考察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判断历史运动的大方向、解读儿童的谎言到答复“肥胖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类生理医学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不二法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何谓文学,何谓杰出的文学,这一切皆必须追溯到文学的“本质”。某些文本可能被断定为文学,因为这些文本敲上了“本质”的纹章:一些文本的文学价值超过另一些文本,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本质”。“本质”隐藏于表象背后,不见天日,但是,“本质”主宰表象,决定表象,规范表象的运行方式。表象无非是“本质”的感性显现。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文学的“本质”问题得到解决,那些纷繁的、具体的文学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迄今为止,不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想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这至少成为许多理论家的信念和分析模式。然而,“本质主义”这个术语的诞生突如其来地制造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表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本质? 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吗? 或者,一种表象是否仅有一种对称的本质? 这些咄咄逼人的疑问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根据谱系学的眼光,如果将文学牢牢地拴在某种“本质”之上,这肯定遗忘了变动不居的历史。历史不断地修正人们的各种观点,包括什么叫做“文学”。精确地说,现今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就与古代大异其趣。伊格尔顿甚至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而一张便条或者街头的涂鸦又可能获得文学的资格。这种理论图景之中,所谓的“本质”又在哪里?
传统的理论家对于这些时髦观念显然不服气。首先,他们不承认“本质”是一个幻象。如果世界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表象,我们怎么找得到自己的未来方向? 没有“本质”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目迷五色,沉溺于无数局部而不能自拔。这时,我们比洞穴里的一只老鼠或者草丛里的一只蚂蚁高明多少?其次,他们恼怒地反问:否认“本质”的最终后果不就是否认文学的存在吗? 一切都成了相对主义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那么,学科何在? 教授与庶民又有什么区别?消灭“本质”也就是打开栅栏,废弃规定,否认所有的专业精神。难道那些反“本质主义”分子真的要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这种经典与流行歌曲或者博客里的口水战混为一谈吗?
即使冒着被奚落为“保守分子”的危险,我仍然必须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根据我的观察,一百棵松树或者五十辆汽车之间的确存在某些独特的共同之处;更为复杂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作或者李白、杜甫、王维的七言诗之间也可以找到某些仅有的公约数。如果这些共同之处或者公约数有效地代表了松树、汽车、理论著作或者七言诗的基本品质,理论家倾向于称之为“本质”。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孜孜不倦地搜索各种“本质”,“本质”是打开大千世界的钥匙。谈一谈汽车或者文学的“本质”是雕虫小技,哲学家的雄心壮志是阐明宇宙的“本质”,例如“道”、“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如此等等。我常常惊叹古人的聪明,坚信他们热衷于追求“本质”决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无事生非。所谓传统的理论家,“传统”一词决非贬义——我们曾经从传统之中得到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援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将表象与本质的区分视为天经地义的绝对法则。我宁可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是一种描述、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包含了二元对立,并且将这种二元对立设置为主从关系。本质显然是深刻的,是二者之间的主项:表象仅仅是一些肤浅的经验,只能从属于本质的管辖。前者理所当然地决定后者——尽管后者在某些特殊时刻具有“能动”作用。换句话说,这种二元对立是决定论的。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还隐含了对于“深度”的肯定。滑行在表象的平面之上无法认识世界,重要的是刺穿表象,摆脱干扰,只有挖地三尺才能掘出真相。“深刻”、“深入”、“深度”——我们对于思想和智慧进行赞美的时候习惯于用“深”加以比拟,仿佛所有的思想和智慧一律箭头向下。当然,有时“深度”一词被置换为“内在”——自外而内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抵近核心秘密。无论怎么说,这种“深度”哲学的首要诀窍是甩开表象。不难发现,上述理论预设想象出来的世界图像通常是静止的。如同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表象仅仅居于底层或者外围,不同级别的“本质”架构分明——那个终极“本质”也就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宇宙顶端。这种牛顿式的结构稳定、清晰、秩序井然,令人放心。但是,这种静止的图像常常遇到一个难题——无法兼容持续运动的历史。让我们回到文学的例子。哪一天我们有幸找到了文学的“本质”——我们发现了从原始神话至后现代小说之间的公约数,是不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历史将在后现代的末尾刹车。后现代之后的历史还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我们所认定的那个“本质”怎么能为无数未知的文学负责呢? 如果一个唐朝的理论家阐述过他的文学“本质”,可想而知,这种“本质”肯定无法对付今天的文学现状。一旦把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代主义荒诞剧、后现代主义拼贴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统统塞进去,这个“本质”的概念肯定会被撑裂。相同的理由,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资格断言,地球毁灭之前的文学已经悉数尽人彀中? 当然,另一些理论家似乎更有信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时常想象,整个世界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五千年以前的文学与五千年以后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虽然这种想象始终无法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另一种争论早已如火如荼。宗教领袖、政治家以及一些高视阔步的哲学家无不企图垄断那一条生长了世界的“根”。无论是上帝、某种社会制度或者“道”、“绝对精神”,他们无不高声宣称只有自己才握住了世界的“本质”,并且为了剿灭不同的见解而大打出手。
静止的图像通常倾向于维护既定的体制,这是“本质主义”遭受激进理论家厌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金字塔式的结构严格规定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文化门类的位置,不得僭越,不得犯规。“本质”是神圣的,庄严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什么叫做“纯文学”?这种文学盘踞于“本质”指定的位置上,熠熠生辉,毫无杂质。由于“本质”的巨大权威,“纯文学”有权保持自己的独特尊严,拒绝承担各种额外的义务。文化知识领域之内,“本质”已经成为划定许多学科地图的依据。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或者文学研究,众多教授分疆而治,每个人只负责研究这个学科的内部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发生和成长史,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常常此消彼长。然而,“本质主义”不想进入曲折的历史谱系,而是将学科界限的模糊形容为知识领域的混乱。这些理论家心目中,学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亚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这是对于“本质”的无知。由于“本质”的控制,一些跨学科的问题很难在静止的图像之中显出完整的轮廓,例如教育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到经济学、文学、历史学,诸多学科都可能与教育密切相关。然而,教授们不得不在特定的学科边缘驻足,惟恐在另一个陌生的领地遭受不测。一张漫画十分有趣:一个中箭的士兵到医院就诊,外科医生用钳子剪断了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然后挥挥手叫他找内科医生处理剩余问题。这种讽刺对于目前许多学科之间的森严门户同样适合。众多学科各就各位地将知识版图瓜分完毕,一些新的文化空间无法插入种种固定的“本质”结构从而找到自己的存身之处。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性别战争或者生态文学这一类问题无法形成学科——因为它们的“本质”阙如。为什么各种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为什么某些问题被归纳为一个学科而另一些问题被拆成了零碎的因素? 为什么各个学科享有不同的等级——为什么某些学科身居要津,而另一些学科却无关紧要? 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金字塔结构内部的位置分配多半来自某种文化体系——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从种族学、文化人类学、国家地理到历史学,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学科形成的重要因素。许多著名的学科称职地成为某种文化体系内部的一块稳固的基石。二者是共谋的。如果这种分配背后的历史原因被形容为“本质”的要求,那么,“本质主义”将义正辞严地扮演权力的理论掩护。


  我们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理论预设或者思想模式,显然暗示还可能存在另一些理论预设与思想模式。让我们具体地设想一下:第一,二元的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多元的关系?换句话说,考察某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 其次,是否可以不再强制性地规定多元因素的空间位置——仿佛某些享有特权的因素占据了特殊的“深度”,而另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只能无根地飘浮在生活的表面,随风而动:第三,解除“深度”隐喻的同时,决定论的意义必然同时削弱。多元因素的互动之中,主项不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产生主项的转移。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惟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我愿意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关系主义”。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非某种抽象物,而是现实之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包含了极富启示的方法。首先,马克思不再设定性格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隐藏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挖掘这个“本质”是求解性格的必修功课:不同的性格状况取决于一个人置身的社会关系网
络———性格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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