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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直接刺激而产生的思想感情，但是，他认为这种出自于诗人心灵建构的诗歌的最终来源却还是现实生活。他说：“不论我们以为最伟大的诗人具有多少这种能力”，我们总不能不承认“实际生活的人们是处在热情的紧压之下，而诗人则在自己的心中只是创造了或自以为创造了这些热情的影子”，所以诗人的创作的材料还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对待诗歌的情感本质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所坚持的辩证立场：既强调了文艺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又重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想象创造。
郭沫若则过分强调文学艺术发生的内在机制，忽视文学的情感本质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在《文艺的生产过程》中，他说：“艺术是现，不是再现”。他解释说：“这是从内部发生，这是由种子化而为树木，鸡卵化而为鸡雏”，因此，“一切从外面借来的反射不是艺术的表现”，因为“艺术是从内部发生”的。在这里，郭沫若基本上否认了文学的内在情感发生的现实生活来源，忽略了情感与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郭沫若进而宣称：“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的早期诗学主张是过于主观化了，认为诗歌的情感是内生的，自发自为的，与华兹华斯的情感与现实生活的辩证相关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
3．在看待理性思维与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上的差异
华兹华斯认为艺术的成功必须依赖于灵感的来临，强调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华兹华斯对如何看待诗歌的创作与灵感的关系有一段重要的论述：“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说法虽然是正确的，可是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指导着我们的情感的不断流注，我们的思想事实上是我们以往一切情感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华兹华斯虽然肯定了情感的产生有赖于灵感的说法，但是，有价值的作品既需要作者的直观感受力和丰富想象力，也需要作者的理性思维能力。而且，创作中的直觉、灵感等的发生，是以先前大量的经验和日常逻辑思维乃至理论研究等理性因素为基础的。这种理性因素并不直接表现于创作过程中，而是渗透并表现于直觉、灵感等中。一方面强调了直觉、灵感等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又强调了理性思维的作用。
郭沫若早期诗学思想特别强调直觉、灵感等在创作中的作用，“我的信念：觉得诗总当由灵感进出”，认为是诗人在创作中运用“纯粹的直观”、高度的想象和灵感喷发之下的写作，而这都是与理性思维无关的。他把诗人的心境比作“一湾清澄的海水”，把直觉、灵感比作“风”，“一有风的时候”，那“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的“海水”“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他多次说道，他的诗“实实在在是涌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在谈到写《凤凰涅槃》的经历时，他说，“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他还总结出一个“写”诗的独特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很明显，他是忽视诗歌创作中的理性思维的活动的。我们可看出，郭沫若早期诗学在看待理性思维与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上与华兹华斯诗学存在差异。
4．在诗歌题材选择上的差异
华兹华斯以“湖畔诗人”、“自然诗人”著称，因为他最乐于也最善于描写大自然。他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直观地描绘自然风光。诗歌《反其道》：“起来朋友，丢开手中的书本／书只会带来沉闷，……”用对比讽刺学究，鼓励人们到大自然中去。《瀑布与野蔷薇》、《致山雀》、《水仙》等都反映了华兹华斯对大自然的喜爱。华兹华斯的大自然诗作，“选择日常生活的事件和情节”作题材，农民、牧羊人、乡村生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为单纯的状态之下。”“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
华兹华斯是在对法国革命失望、对科学主义、工业主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商业主义对人的异化有了深切地认识之后回到他的家乡，吟咏大自然的。这虽然有他对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有回避的一面，但从文艺思想这个角度来考察，他主张描写普通人、日常事正是他的民主主义理想仍未熄灭的一种表现。18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是古典主义文学，其题材只是上层社会和宫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华兹华斯却大力提倡写下层人民，并自己付之于实践。这是在题材问题上对古典主义文坛的挑战。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已经被理想主义、科技、工业逐出乐园，只有蕴存于大自然中的神秘力量才能拯救人类。他选择自然、田园生活为其诗歌题材，目的是想通过拯救自然来拯救人类。
郭沫若早期诗歌大多写于五四前后，很多都是以中国的神话故事为题材，有的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但主题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张扬自我，讴歌和抒发一切属于个人的感觉和情怀，注重精神性和神性，冲决长期以来的专制社会对人性和文化的束缚，表现人民大众急欲挣脱羁绊和渴望解放的精神。
三、两位诗人的诗学思想差异原因分析
郭沫若与华兹华斯的诗学思想存在着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两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华兹华斯亲历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的专制粉碎了他对启蒙运动的幻想，对科学主义、工业主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商业主义对人的异化有深切地认识。他退居湖区，可以说是他的革命热情消退、对现实不满但又无所作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冷静的选择。但是，热情消退却并非消失，无所作为却又想有所作为。他退居湖区，是他成熟的标志。反映在诗学上，既强调感情的流露，又强调要合情合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沫若的新诗主要写于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早年去日本留学，受到歧视，而且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疯狂侵略中国的行径。然而，国内统治政府腐败无能，卖国求荣，民众则麻木不仁，吃人血馒头。在他的心里早就憋足了一股不得不发的情绪。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爆发情感、用自己的情感去激发民众的情感的机会。所以，当时尽管他远居国外，但是他还是最深切地感应到了时代的心音。他心情昂奋，立即组织了以“排日”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夏社”以响应国内运动，并以本名和“夏社”的名义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行径，呼吁同胞迅速觉醒，救国图存。他这种宝贵的爱国热情，紧接着在《匪徒颂》、《凤凰涅槃》、《晨安》、《炉中煤》等诗篇中燃烧起来，含着血和泪一起燃烧。他控诉帝国主义的凌辱，诅咒祖国的黑暗，还把祖国比作他心爱的姑娘，他的“眷恋”之情像炉中煤一样烧得通红!他的诗篇篇充满激情，“专在抒情”也在情理之中，矫枉过正也是国情的需要。
其次，人的性格差异也许是导致他们的诗学思想差异的另一原因。华兹华斯的性格如何，不得而知，但从他作诗处处讲求“合情合理”、“平静中的回忆”、“沉思”看来，应该是平稳的。郭沫若却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又是一个冲动的人”，作起诗来，任他“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往往是科学的态度和健全的理性一到他那里就被简化，某一方面被夸张到极点，某一方面又被缩小到零。在他看来，只要是抒发了真情的就是诗，连“现在谁个还能杀我?/我纹了身呀!/我纹了身呀!”这样喊出来的都是诗。他的诗许多也都是大喊大叫的，毫无理性思维。
郭沫若还是一个极富激情和理想的革命派。五四运动刚一爆发，他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之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奋笔疾书讨蒋，参加南昌起义；为躲避反动政府的迫害流亡日本，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组织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郭沫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一生革命热情始终高昂，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这也是他与华兹华斯迥异之处。
第三，中英两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本身的差异是他们诗学思想差异的又一个原因。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准备，有文艺复兴的启蒙基础和近代文明的物质条件，波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则不是中国文学循序演进的自觉行为，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强行作用下的被动行动，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背景，缺乏理性思考，对个性解放的理解和认识相当模糊，带有盲目性和突发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过分强调情感的作用。
结束语
浪漫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但东西方的浪漫主义在形态上是有差异的。我们通过对华兹华斯和郭沫若的诗学思想比较，对这种差异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受着固有文化背景的影响，尤其是特定的作家，由于个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哲学观和人生观的迥异，是不能将他们运用的创作方法作一刀切的。这启示我们在比较中作思想的、美学的甄别，以超越一国民族文学的局限。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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