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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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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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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而有?”
这段话明确地点出了晚清士人“弃八股”与“著小说”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一面是功名无望与生计日蹙，一面是江海口岸给他们提供的“卖文求活”的职业机会。旧体制的放逐和新体制的召唤，给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晚清士人的出路问题并不是在废科举以后才发生的；士人在晚清社会结构变革中的边缘化趋势一直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官场的人口太小而他们舍举业之外别无所长。科举之废进一步恶化了晚清士人的生态，加剧了他们在投身新的职业生涯当中的紧张心理。因之，晚清从事文学的士人大多是科场失意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虽“少擅制艺及诗赋”，曾以第一名中秀才，后来却“累举不第”，而立之年干脆抛开应试学问，携家来到上海办报纸。1901年即辛巳年“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曾朴20岁中举，进士考试偶然落第，于是对科名、做官失去了兴趣。转而苦读法文，钻研西方文学；戊戌事变后辞官回江南，与朋友一起办新式学堂，创小说林社。与曾朴一道创办小说林社的另一位江南才士徐念慈“弱冠淹博中文学术，擅算数，能文章，以时誉名于乡”，21岁中秀才后就抛弃了应试学问，“弃帖括之学如敝履”，而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他在《小说林缘起》一文中对中西小说的评述有着独到的见解。民国初期被目为鸳鸯蝴蝶派首领、在旧派小说家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包天笑亦出身士林。1894年，19岁的包天笑进学后，开始接触各种新学报刊，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学外语，开书店，办《苏州白话报》；后在山东青州府的新学堂中做教员。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写起了小说，他回忆自己进入上海的小说界的经过时，颇有兴味： “我此时不觉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官办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坐以待呢?……于是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的冷板凳，也不愁没有但凡瞰饭地，于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
如果说李伯元、曾朴、徐念慈、包天笑等作为有功名的士人，他们的办报刊和选择文学事业不全是为稻粱谋，还带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晚清大部分的士人，他们的从事文学活动则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生活在封建末世的文人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怀抱着某种不可知的希望，一步步地走上文学的道路。从晚清文学地图上看，主持文学杂志、从事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小说家、文学编辑大多聚集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以此为据点从事文学生产和传播。他们大多成长于沿海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中，在职业的选择上能够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当他们置身于十里洋场，有了一定的职场经历和切身的体会之后。毕竟，口岸城市文化最有意义的特点就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西方殖民者以口岸为据点，建教堂，设学校，办医院，建立报刊印刷机构和出版机构，使这些地区成为东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地带，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的聚居之地。口岸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又为晚清士人提供了可靠的职业和生活保障，这些因素都可能诱使他们舍弃仕途而从事其他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末业”的职业。
科举时代的士人，看重的是举业，对文学一向持轻视的态度；但晚清士人对文学的态度已不是铁板一块。对文学圈内的士人来说，尽管也以为做文学工作于自己来说过于屆才，骨子里还是带一点“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情绪；或者以游戏目之，但总算是肯定的意见多于否定的意见。对文学圈外的晚清士绅来说，文学是不齿于人的，特别是那些受西洋影响较大的小说、戏剧等新型文学，就更是如此。1928年曾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在大清帝国行将就木之际，他“有时讲到小说戏剧，大家另有一种见解，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最好笑有一次，我为办学校和本地老绅士发生冲突，他们要禁止我干预学务，联名上书督抚，说某某不过一造作小说淫辞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说当作一种罪案”。
晚清文学作品大多发表在报章杂志上；有的因发表后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再由书局印刷、发行。由于文艺报刊的创刊较晚，因此最初接受文艺作品的并不是由文艺界同人创办的文艺性的报刊，而是传教士、商人以及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报刊。这些报刊需要大量小说吸引市民阶层的读者，传播商品信息，宣传新思想。当时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报上的小说，本是一件附属品，原为引人入胜，好请那不爱看报的主儿，借着看小说，叫他知道些国家大事，社会情形。……迨至如今，几成一种惯例，仿佛没有小说，就不成为白话报，并于销路上，亦颇生窒碍。”
报刊文艺因为有一定的趣味性，又贴近市民生活。贴近人们的思想实际，所以好看、流行。由于报刊登载的小说颇受欢迎，为扩大订阅量，所以广告中特别优惠传奇小说：“惟传奇小说征求不易，除愿任义务撰著外，今拟办法三条于下：一酌酬笔润；二将版权售归本社；三出版后抽印若干册奉赠。诸君于意云何，本社无不遵办。”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待遇在诗词、散文、骈文之上。这个细节，虽未证明小说已经摆脱了“史之余”的从属地位，但至少说明期刊这种现代载体，有较多市场运作的因素。小说受读者欢迎，是提高小说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晚清文人“卖文求活”的创作动机以及文学生产的市场导向机制使得晚清文学生产向小说倾斜。晚清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小说杂志的不断涌现，保证文学生产良性循环的稿酬制度也只在小说作品范围内实行。这一时期最具权威的小说杂志为《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和《绣像小说》四种，而后者又是其中刊行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种。
《绣像小说》于1903年5月27日(癸卯五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绣像小说》的办刊宗旨主要体现在刊于第一期卷首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和第三期署名“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中，其意乃欲借鉴小说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启蒙作用之经验，运用文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点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唤醒民众，刷新政治，从而达到兴利除弊、富强国家的目的。字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目的很崇高。但对于《绣像小说》等商业性杂志来说，盈利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晚清文士们肯向它投稿，大多也是奔稿酬去的。
1902年11月，《新民丛报》刊登《新小说征文启》，公布了《新小说》的稿费标准。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4元；自著本乙等，每千字酬金3元；自著本丙等，每干字酬金2元；自著本丁等，每千字酬金l元5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2元5角；译本乙等，每千字酬金1元6角；译本丙等，每千字酬金1元2角。自著和翻译均付稿酬，意味着《新小说》对翻译文学的提倡和重视。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他在第二号上也刊出了《月月小说征文启》：“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将报以相当之酬劳。……如有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一经人选，润资从丰。”1907年3月《小说林》创刊，更明确规定凡小说人选者，“甲等每千字5元，乙等每千字3元，丙等每千字2元”。
晚清士人从文学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回报是很可观的。足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生计，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职业上的成就感。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1906年)的小说市场，普通是每千字2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要修改了。也有每千字1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5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我的小说，后来涨到每千字3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做每千字2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泽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5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5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3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6元)。”包天笑每月收入是120元，而他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要将李伯元、吴趼人这样的下层士人“收为时用”时，李、吴为何要辞不就征，“夷然不赴”的了。
三 对晚清士人文学活动的几点评价
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晚清士人文化的转型既是国内政治、教育制度变革的产物，又是西方现代文化体制移植人中国、中国知识人或积极或消极应对的结果。积极的是精英士人，具体地来说就是一大批具有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倡导启蒙在前，创办报刊、引进现代文化生产机制在后，为晚清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身上既传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风气之先，掌握了现代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播规律，并身体力行地从事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而对于普通的下层士人来说，他们的从事于现代知识文化的生产，更多地是为了摆脱他们自身的生存困境，是为了“卖文求活”，其选择就显得不是那么自觉。早在科举制度终结之前，科举考试那种重虚文而不求务实的教育理念已经在西方实学面前陷入窘境。士人们谋生乏术，而晚清士人的数目大增，官场上的机会越来越少，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断绝了他们仕进的念头。他们不得不选择到体制外就业，以解决个人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晚清士人从政治的中心走向文学的边缘，又恰好与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遥相呼应。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造成了文学队伍的空前扩大，促成了晚清文学的繁荣。晚清的文学繁荣既表现在文学园地的百花齐放，又表现在文学观点的百家争鸣上。从主要的文学主张来看，既有呼唤“新民”的文学启蒙运动，也有高张“游戏”旗帜的文学娱乐化倾向。从内容上看，有创作，有翻译，而翻译文学实有与创作文学分庭抗礼之势。从主流的文学活动方式来看，不单是以前的那种文人结社、诗酒唱和的方式(如南社)，而是引进了报刊、书局等现代文化生产的组织形式。从文学活动的机制看，经济的动力成了主要动力，文学从个人的“浅吟低唱”变成了大规模的集体生产。
晚清文学活动是晚清士人的集体亮相和表演，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晚清文学活动体现了整个士人阶层的整合。晚清时期，投身文学活动的士人的社会身份较为复杂，既有梁启超、蔡元培和以李伯元、吴趼人等四大小说家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精英，也有陆士谔、包天笑、周瘦鹃等以卖文为生的下层文人，还有为数众多“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的中间分子，如林纾等。在西学冲击下，晚清中国的少数士人能够理性地向西方学习，走在了时代的前头。而多数的士人，则仍倾向于传统的中学。尽管总的趋势是中学日益不能为用，西学渐成主流，士人们也变得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但精英士人和下层士人的游离却一直存在。然而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有精英士人对文学革命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有下层士人的推波助澜；他们的文学态度虽然不一样，但以士人为生产和传播主体、以启蒙为主题(尽管真正风行的其实是游戏作品)、以文学的出版发行为传播途径、以文学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为核心的晚清文学活动还是使得各个层次的士人们走到了一起。
晚清那个政局混乱的年代，人们对于时局，对于政体，以至对于人生选择产生了困惑。当时一些文人从旧的思想武库中重拾不阿权贵、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疏离了各种政治斗争，而投身于文化生产和经营这样的新兴行业，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封建时代隐逸士人相比有了重大变化。对他们来说，学识、才能不再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而渐渐成为职业技能，成为获得社会敬重的资本。虽断绝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可是知识的价值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知识分子也获得从来没有过的身心自由。他们写诗撰文，渐渐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与旧时代布衣文人由于经济困窘而不免寒伧的心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前从事学术创造却要看官方眼色行事的旧学者们也有本质的区别。随着经济地位的提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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