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乡村危局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周期性治乱循环格局的背后，是乡村危机的缓解与激化的变换。不了解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就难以明白传统中国社会兴衰存亡的迷局。晚清政局的风云变幻，从根本上说与乡村危局直接关联。俯首读史，仍有鉴戒不远的感叹。

  　晚清农民的生存危机

  　满族人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以武力建立大清王朝，开国的几代皇帝文治武功，一度出现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但历史表明，它仍未逃出治乱循环的宿命。从乾隆中后期开始，社会矛盾加剧，乡村危机日益加深，由零星的局部的群体暴动，最终汇聚而成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危局。甲午中日战争后，乡村危局又呈激化之势，先有义和团运动，后有遍地的民变和会党举事，大清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在民变峰起中灭亡的。

  　晚清乡村危局主要表现为乡村落后贫困下广大农民的生存危机，具体来讲，就是农村生产的缓慢发展，广大农民家庭的极端贫困，及在此基础上整个农村社会秩序紊乱。晚清乡村危机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危机的程度与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危机却是事实。

  　农业生产落后和发展迟滞是晚清中国乡村的基本状况。据海关报告记载，即使在中国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和一定区域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总的来看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亩产量360多斤相比，还有一定的下降，这可能与战争和灾荒较多有关。这种发展迟缓的农业注定不能支撑农民的富裕。

  　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是乡村危局的另一表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一旦失去，农民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的深渊。晚清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为广大农民所享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生活贫困中的农民为寻求生存之路而不得不离家迁徙。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城市吸收流民的能力较差，于是这些进城而生活无着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

  　晚清乡村危局产生的原因

  　为何晚清乡村没有呈现真正的进步与发展，反而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呢？原因是多方面。

  　首先应当考虑到人口剧增与晚清乡村危局的直接关系。据学者估算，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国人口为1.5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又推行“摊丁入亩”，这样人头税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增加，再加上耕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不断增长。乾隆四十四年人口约为2.75亿，仅过了15年，人口就增加到3.13亿，至1850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前夕，清代人口达到4.3亿，形成了一个峰值。但人口的迅速增长并未伴随耕地的同比例增加。1812年人均耕地为2.87亩，1851年人均耕地只有2.47亩，达到最低值。太平天国失败人口损失大约一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但随后人口又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亩产量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人多地少的国情注定了很多下层民众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时人也有论述“地不能增而人加众……故相率为盗以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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