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介绍到欧美、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向世界介绍祖国文化的新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传为其后来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中华文化/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迫打开国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出现了新的形势。晚清中外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被介绍到欧美及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绩。本文拟就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情况谈一些浅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介绍便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曾经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仅仅是初步性的，介绍的内容有限，成果不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广泛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纷纷来华，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实现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使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得到长足的进展。
    法国是欧洲开展汉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是欧洲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 该国的汉学研究亦有新的发展。 初时， 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emusat）于1814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与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即汉学讲座。1818年，法、德汉学家又在巴黎成立了亚细亚协会。雷慕沙在这两个机构的创设过程中都起了重大作用。鸦片战争后，法国又成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机构，分布在其国内外。设于法国国内的有东方现代语学校、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等。设于国外的机构主要分布在远东地区，在中国有以上海徐家汇、河北献县为中心的天主教组织；在越南则有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前者收集汉学资料，从事汉籍之研究及译述；后者亦为法国东方学研究之重要机构。继雷慕沙之后，法国影响较大的汉学家有儒莲、顾赛芬、沙畹等学者。
    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8～1873），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 作为雷慕沙的学生，儒莲继承了乃师的事业，研究中国文化数十年，著述丰富，成为欧洲杰出的汉学家。晚清学者王韬对他评价甚高，称：
    （儒莲）在国中肄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所译《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襞襀条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申以来，……潜心内典，考索禅宗，所译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1]94
    顾赛芬（Seraphan Couvreur 1839～1919），1853年入耶稣会，1870年来华，为直隶河间天主教会神甫。他嗜古典，能文章，究心于汉学。曾编《法华字汇》、《汉法大字典》，法译中国诏令、奏议、公文等文献多种。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把《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儒家经典译成法文。
    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 ～1918年），法国里昂人。曾于1899年来华，任使馆译官，探访兴京、清陵等地，考察史迹，归国后任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并主办《汉学杂志通报》。沙畹的代表作是《司马迁史记》。这是《史记》西文译本较好的一种，一时成为西欧汉学界的名作。书分5册， 译至“孔子世家”而止。译文流畅，且有丰富之注释，颇见其汉学功力。他著有《两汉时代之石画像》、《北华访古录》、《泰山志》、《中国摩尼教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中国佛藏中五百故事选》等。论者评价他“著述教授，巍然为欧洲汉学泰斗”。[2]97
    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呈后来居上之势。牛津大学自1876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伦敦成立有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
    理雅各（James Legee 1815～1897），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了他的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书院迁至香港。19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工作。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出版的《四书》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著作，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关于王韬助译儒学经典的问题，将在下文提及。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对华交涉活动。威妥玛在华的外交活动、政治活动固然不足多论，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不应忽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沿用了很长时间。
    在德国，东方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东方学中的汉学发展薄弱，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以致有人把德国汉学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3]23 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德国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德国汉学处于从“兼习副业”到成为独立学科的过渡之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威廉·硕特、G·嘎伯冷兹。
    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尤嗜汉学。 1826 年他写成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并取得博士学位。1832年，威廉·硕特出任柏林大学满文、阿尔泰语、芬兰语教授，兼授汉学。1840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此后，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哈拉契丹——西辽》等著作。他以这些成果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3]24
    G·嘎伯冷兹（Georg Vonder Gabelentz,1840～1893）也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1876年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中国文言语法》是他的代表作，对古汉语语法做了初步研究，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文语法的先河。
    德国统一后，加紧了对东方的扩张，汉学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1887年10月，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人才。从1887～1912年，大约培养出480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才。1909 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出任教授。尽管如此，在1912年以前，德国学术性的汉学学科还是人们所要求实现的一种愿望，并未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东方学、亚洲学及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受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
    俄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随着沙俄势力向东方扩张，俄国对汉学的研究也开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在华传道团为中心。1828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设蒙古语讲座，以后开设了汉语文讲座。未久，蒙汉文讲座迁移到彼得堡。1899年，俄国在海参崴创设东方语学校，1902年增设东亚学院，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
    19世纪下半页，俄国汉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瓦西里耶夫（Pavlovitch Vasilev, 1818～1900）。瓦西里耶夫毕业于喀山大学，初治佛学。1840年随第12届东正教传道团来华，1851年返国。翌年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1855年任彼得堡大学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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