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
 |
时间：2009-8-8 16:46:36 来源：不详
|
|
|
回的片段英文译文，译者是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1807～1846年）。 较早系统英译《红楼梦》的也是一位名叫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 ?～1898年）的英国外交官。他曾经出任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把《红楼梦》前56回译成英文，于1892～1893年由香港出版。这个译文并不十分出色的译本是《红楼梦》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英文译本。
在德国，最早介绍、研究《红楼梦》的是柏林大学东方语言教授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wbe, 1855～1908年）。这位德国著名汉学家曾在1897～1899年间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介绍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他写道：“《红楼梦》是17世纪出现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是名叫曹雪芹的人。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美妙细节的长篇爱情故事。小说篇幅十分庞大，即使概要地叙述它的内容，也会超过这一节的字数限制”。[7]542 然而， 作者却把《红楼梦》等名作安排在该书最后一章，列入“戏剧与散文”的标题之下。这表明作者并未真正理解和认识《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的内容实质。直到卫礼贤（德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在1926年出版后，德国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才提高了一步。德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翻译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的。1929年，法兰克福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发表了《红楼梦》片段的德文译文（节译了其中第21、第22两回），成为《红楼梦》最早的德文译文。
《水浒》在西方国家流传也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先译介于法国、德国，其次流行英、美等国。
最先翻译《水浒》的西人是法国汉学家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年）。1850 ～1851年他节译了《水浒》前六回中的鲁智深的故事和第23至31回有关武松的故事。1853年他又在自己编著的《现代中国》一书中收录了三节译文：一节是金圣叹托名施耐庵写的序，另两节是有关九纹龙史进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译文。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法文全译本的《水浒》一直没有译出及出版。直到120多年后，即1978年，《水浒》的法译全本才由法国葛利玛七星出版社出版发行。《水浒》开始在德国流传也是在晚清时期。威廉·格鲁贝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及爱德华特·艾尔克斯的《中国文学》等书，都简要地介绍、评论过这部名著。卫礼贤的《中国文学》一书中有专门关于《水浒》的介绍，指出：
在本质上，《水浒传》是一部道德反叛的古典作品。全书的主题是：政府的腐败是盗贼蜂起的根源，一个善良的强盗比一个凶恶的官员要好。通过这一主题，全书闪烁着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反抗一切不公正及压迫的光芒。这是这部作品巨大成就的基础。[7]404
作者的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德文译本的《水浒》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比法文译本的出现迟到70余年。《水浒》的英文译本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192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译著的《中国文学史》录有《水浒》片段译文，内容取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译成《水浒》全书70回，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神话小说，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10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九回译文题名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十回译文标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10、11、12三回的译文。12年后，即1924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西游记》同样在英美得到传播。1895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了塞缪尔·伊塞特·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1856～1926年）翻译的《西游记》片段，取名《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内容选自该书通行本“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回和“游地府太宗还魂”回。1905年《亚东杂志》第4 卷刊登了题为《中国的仙境》的译文，内容取自《西游记》的两段情节。译者署名为詹姆斯·韦尔。此外，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有《西游记》第98回的一段译文。大致来讲，晚清时期传入欧美各国的《西游记》译文多是一些情节片断，该书系统的翻译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
有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称誉的《金瓶梅》，也是在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欧美国家的。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了汉学家巴赞的《现代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题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即译自《金瓶梅》第一回。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瓶梅》的西文节译本。1912年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由莫朗翻译的《金瓶梅》法文节译本，共计294页，这是该书最早的西文节译本。 德国汉学家大都重视对《金瓶梅》的研究。格鲁贝、福尔开、卫礼贤等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史中都介绍过《金瓶梅》。《金瓶梅》德文全译本出版于1930年。译者是弗朗兹·库恩，由德国伊泽尔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被转译成英、法、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国文字，在欧美各地广为流传。
《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较早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鸦片战争后，单篇的英、法、俄文《聊斋志异》先后问世。1848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辑的《中国总论》第一卷，收录了《种梨》和《骂鸦》两篇英译文。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文单篇译文。1867年（同治六年），英人迈耶斯（William Freelerick Mayers,1831—1878），也发表了《聊斋志异》的单篇译文《酒友》。 他还翻译过《嫦娥》、《织女》等篇章。曾当过英国领事的艾伦（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编译《聊斋志异故事选》，录有《宋焘成神》、《狐嫁女》、《崂山道士》等，在19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上连载。翻译《聊斋志异》篇目较多的是英国人翟理思。他编译的《聊斋志异选》共收录了164篇作品，内有《崂山道士》、《瞳人语》、《陆判》等篇目，于1880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翟氏所译是汇辑篇目较多的一个英文译本。
最早的法文《聊斋志异》单篇译文是法国学者阿里（Huart ）翻译的《种梨》，刊登在1880年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上。此外， 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参赞陈季同也翻译了《辛十四娘》、《青梅》、《香玉》等26篇作品，译辑为《中国故事集》，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1889年出版。出版后，颇受法国读者欢迎，当年就重印了第二版、第三版。施莱尔博士专门为这个译本写了介绍文章，刊登在《通报》第1期（1890年4月）。1895年，河间府天主教会印刷所出版了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 1856～1933年）编译的《汉语入门》第五卷，内有数十篇《聊斋志异》的译文。该书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法汉对照课本。《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都作为该课本的教材内容，如书中第37课为《赵城虎》，第49课为，《考城隍》，第51课为《崂山道士》，第52课为《狐嫁女》等。1903年该书再版。民国以后，出版的法文《聊斋志异》节译本逐渐增多，主要有巴兰译的《中国故事》，内有《聊斋》故事23篇；路易·拉卢瓦译的《魔怪集·蒲松龄小说选》，收录作品20篇；贺敬瞻译的《聊斋志异》单篇法译文，内有19篇；阿尔方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聊斋志异》作品16篇；皮埃尔·道丹编译的《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内有作品50篇，是此书法文译本篇目最多的一种。
《聊斋志异》同样引起俄国学者的兴趣，早在19世纪后期就被译成俄文。较早的有蒙纳斯蒂廖夫译的《水莽草》，登载在1878年出版的《新作》杂志上。1883年（光绪九年），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又翻译了《阿宝》、《庚娘》、《毛狐》等作品。《聊斋志异》的大规模俄译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为此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从1922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4本《聊斋志异选》，选译的作品共155篇。这部选辑也是选译篇目较多的西文译本。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还有《好逑传》、《镜花缘》、《十二楼》、《儿女英雄传》等。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海外翻译介绍，也在此期取得不少成就，有的对外介绍与小说的外播相比，并不逊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有了较大的进展。不仅传播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而且传播的内容也大大丰富了。以小说的外播为例，鸦片战争以前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数量稀少，战后则不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传世名作都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介绍到东西方各国。尽管此期介绍的水平不是很高，多数作品只有节译本，但这毕竟初步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瑰宝，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其实中国古典文学外播的意义远不止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以无穷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特色，积极地影响了域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艺术。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尽管西方思潮犹如洪水泛滥般地冲击了该国社会，但在文坛上却一度出现汉诗文兴盛的局面。仅在1871至1879年出版的汉诗选本著名者有：《明治三十八家绝句》、《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十家绝句》、《今世名家诗钞》、《旧雨诗钞》等。日本学人正冈子规感慨地说：“今日之文坛，若就歌（按：和歌）、俳（按：俳句）、诗（按：汉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则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5]125“和歌下落，汉诗腾贵”是对当时日本文坛状况的一种写照。
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掺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不甚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致使外国读者难以完整、准确地了解全部内容。
三、外传中华文化的先行者
鸦片战争以后，对于中国来说，十分迫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因此，西学东渐的出现和高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东学西渐的意义和必要性，并做了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为中华文化的外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事这项工作的中国学者人数尽管不多，但他们堪称外传祖国文化的先行者。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